在华夏，奴与隶是两个概念。后世所谓奴隶在此时单是指“奴”，反倒是隶还有一定“事业单位编制”的味道。
从有历史记载至朱慈烺此时，从未根除过。只能说从宋朝开始，儒学得到了空前发展，民本民粹地位高涨，由此产生了对奴的保护。
只是这个过程很快就被信奉奴隶制度的蒙古人打断。又因为蒙古人打下了世界史上罕见的广阔疆域，更是将各色奴隶带到了中国。在元大都的贵人之家，若是没有黑厮劳役、棒子奔走、朝鲜女奴侍寝、南女歌姬演奏……那这家人家就会被整个权贵阶层嘲笑。
国朝承接蒙元，虽然志在恢复大宋制度，但不可否认蒙元的九十七年就像是白绢上的墨点，只能靠时间来冲洗，而且未必能洗得彻彻底底。这也就是国初在许多制度上仍旧带有浓浓的蒙元气息，比如蓄奴。
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太祖朱元璋废弃“行省”不用，而改用三司，对于蓄奴的问题也是大加限制。
首先在蓄奴的资格上，庶民不许蓄奴。这是因为奴在许多法律层面的权力其实与“凡人”一致，所以庶民与奴的分界线不大。
其次，对于有资格蓄奴的勋戚、官宦之家，蓄养奴婢的数量也有规定。公、侯之家不能超过二十人，一品官员不过十二人，二品不过十人，三品不过八人。
在太祖皇帝的高压铁腕之下，大量奴仆被解放出来，成为自由民，为国初的休养生息提供了人力基础。太祖高皇帝对《大明律》的期望是“万世不易之法”，为了避免蓄奴之风的再次兴起，大明律中还有“禁止奴婢典卖”、“禁止逼良为奴”的条款。
谨以黄世仁与杨白劳为例，则黄世仁犯了“庶民蓄奴”、“典质奴婢”、“逼良为奴”三项罪名。若是杨白劳讼至官府，黄世仁可能受到“杖一百”到“流三千里”之间的刑罚，喜儿还是得放还自家。
朱慈烺知道如今这种局面，乃是两百年沉疴所致，是法纪驰废的结果，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而且据他所知，奴婢之中还有农奴和奴工两种。
尤其是奴工，在江南蔚然成风。那个毁誉参半的徐阶徐阁老家中就蓄养了上千女奴，为其纺织，然后拿出去贩卖。一刀切地废奴，非但无法解决被废奴仆的安置问题，还可能摧毁现有一些新兴行业。
虽然没有人明面上提出来过，但朱慈烺能够从江南拿到巨大批量的廉价棉布，这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经济依赖。
“我从南方招兵，但凡有奴籍者一旦入伍便脱奴为良，本意就是怕有奴变之类产生。怎奈竟然还是避免不得。”朱慈烺一向是以自我为中心，坚信自己的举措都是对的，而在奴变这个问题上竟然有先见之明却无应对之策，显然是对他的一记重击。
陆素瑶上前劝道：“殿下的本意自然是好的，只是地方上却实在过分。那些蓄奴的大户不肯放人，官府竟然也用巡检司、警察防止奴仆逃走、参军。虽然殿下开了口子，下面却将这口子堵死了，着实可恶！”
也有人认为参军还不如为奴，不过陆素瑶不会往这方面去说，否则也太不会聊天了。她只是秘书，却不是采风使，应答只求真实，不求全面。
朱慈烺也是气得牙痒。在他意识到自己出现负面情绪的瞬间，他立刻深呼吸，将情绪牢牢控制住，道：“先让刑部出一道公函，告全国各警察厅、局、所，所有警力不得为追捕逃奴而用。从接函之日起，凡以任何借口抓捕逃奴移交故主者，一经查实，以逼良为贱罪论；再令，大都督府各总部抽派人手到地方，联同都指挥使司相关职官，彻查各府县擅动巡检司之事！”
巡检司相当于后世的武警部队，是留守地方的军事力量，主要是镇压暴乱、剿灭土匪。这支人马虽然不能跟六大主战部队比拟，很多甚至是淘汰下来的辅兵，但擅自被基层官员调动却是国家体制的大问题。
各巡检司巡检恐怕还是存了武不如文的惯性思维，一看到县府出文不敢不动。而县尉多半也是没有深刻意识到自己编制转入都指挥使司的内涵，仍旧以为自己是知县的佐贰官，唯知县之命是从。
这种情况也就只会发生在东宫势力照耀不到的南方，北方哪有官儿会做出这等蠢事！
“最后，让内阁商议一下，起草一份圣谕。大致意思就是，无论良贱，皆我大明子民，圣天子不愿看到子民相残。凡是愿脱籍而主家不肯给身契者，可自陈脱籍，视作良民，切莫以暴行施加故主，不然以欧凡人之律论处。”
奴婢欧打主人在大明律中要加欧凡人一等，朱慈烺取了轻罪，也是配合前面的这个“视作良民”。
这道圣谕的看似两边各打五十大板，其实却是偏向脱籍奴的。
至于主家，想必是很不乐见这道圣谕。但他们本身已经触犯了律法，或是不可蓄奴而蓄奴，或是超额蓄奴，这都是“杖一百”的罪刑，很可能被活活打死，只要脑子还清楚的人，多半不会顶风而上。
……
“贱奴作乱，国家不思剿灭，竟然姑息纵容！此致纲常于何地！”
钱谦益的绛云楼前，几个乡绅联袂拜访这位名流，希望他能出面制止这倒行逆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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