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远在北京的多尔衮，已经下令，命在鄂尔多斯附近的几位蒙古王爷，率领他们的蒙古骑兵越过长城，同刚刚降顺了大清的几位前明将领一道，率部围攻陕北重镇榆林。
榆林是明代北边重镇之一，居民多隶军籍，以当兵为职业；出身将门的子弟也特别多。陕西明军当中，有很多能打的将领，以及他们的部队都出自榆林府。他们由于长期混迹于行伍，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双手沾满了鲜血，反动的政治立场很难改变。为了解决榆林问题，李自成采取了先礼后兵的办法。他派辩士舒君睿携带白银五万两招降榆林诸将，同时命李过、刘芳亮率领大军七万随后进发，以便劝降不成即用武力攻取。作了这些安排之后，李自成即返回西安。榆林总兵王定眼见大势已去，借口往蒙古部落调兵，带着几十名亲信逃跑了。榆林道都任和卸任总兵王世钦、侯世禄、侯拱极、尤世威等商议对策，企图据城抗拒。义军的使者在城中从十二日谈到十四日无结果，十五日开始攻城。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到二十七日方被攻下，尤世威等被处死。至于说被吹嘘的天上少有地上难寻的宁武战役同榆林战役相比，那就狗屁不是了。
现在围攻这座榆林府的，则是先换大顺旗帜，后换大明旗帜的前大同总兵姜瓖、榆林总兵王大业，宁武总兵高勋、宣化副将康镇邦，以及原明军西安守将，在李自成大顺军攻打陕西过程中，打开西安府城门投降，后来被李自成封为伯爵的王良智等降将会同数万蒙古兵马一道围攻榆林，迫使李自成部队在陕北无法立足，不得不南下关中、汉中，甚至是筹划着出陕西往湖广方向转移。在围攻榆林的过程中，为了向新主子表明忠心，这群降将们不惜挥起屠刀，向不久之前还在他们口中被称为龙兴之地、发祥之地的米脂县百姓头上砍去。惨无人道地将李自成故里李家跕和李继迁寨的居民，不分老幼全部屠戮一空。
民国三十二年《米脂县志》卷一○，《轶事志》附《拾遗》，《李自成族裔考》。据这篇文章记载，当清兵围剿的时候，有一位妇女携带幼子，归宁于榆林所属的叶家跕，幸免于难。此子遂冒姓叶氏，入籍榆林。又有李某从悬岩上跳下得脱，遍体鳞伤，人呼之为李没皮。此外全被清军杀光。《清世祖实录》卷八，记顺治元年九月二十日，平定山西固山额真叶臣自军中奏报：“伪定西侯唐通败降后，我军复攻破流贼原籍米脂县，歼其亲族，掘其坟墓，弃其骸骨。侦得流寇党羽俱经星散，以闻。”
随着清军的攻入陕西，西北地区的明朝降官降将也一个个原形毕露，再一次的施展出变色龙的本领，乘衅而起，拜表投降清廷。原先任过明朝宁夏花马池副将的董学礼，归顺大顺政权后曾奉命沿运河南下，后来撤到河南怀庆地区降于清朝。他降清之后急于“立功自现”，派人带书信约大顺政权宁夏节度使陈之龙起兵充当内应。陈之龙过去是明朝监军道，他的投降大顺政权本来就心怀叵测，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借其兵权，以待天时”。董学礼的密信被牛成虎（曾任明朝总兵，这时奉大顺政权之命镇守宁夏）截获。牛成虎不赞成背叛大顺政权，把董学礼的家属全部处斩。陈之龙隐而不发，清军进入陕西后，他利用职权拉拢一部分军队，“倡率大小文武军民，望风投诚”，迫使牛成虎一道投降了清朝。白广恩归顺李自成后被封为桃源伯，随着形势的逆转，也准备投降清朝，只是由于大顺军防范较严，一时还难于得逞。到李自成撤出西安时，他就在蓝田口拉出队伍投奔了清朝。兰州总兵郑嘉栋、甘州总兵左勷、副总兵谢祯荣等人，都在一六四五年正月叛降清朝。奉李自成之命率军入川的四川节度使黎玉田（原先是明朝辽东巡抚）、副总兵马德、高汝利、石国玺，也在清廷招降下领着士卒一万多人叛附清朝。此外，叛投清朝的还有汉南副将胡向化所部士兵一万余人、黄甫营守将高鸾以及陕北从响水到宁塞的十营堡边军。
这些人都摇身一变，剃了头发从大顺军的忠勇将士变成了为大明君父报仇的义师。
西线的陕西是这样，在多铎的东面，山东也是如此。借助着吴奉先、章陵虎等降将的兵力，靠着孔孟等世家大族的影响力，阿巴泰在王珂的辅助下，已经席卷了大半个山东，将南粤军兵马压缩到了鲁南山区和胶东的登莱青三府之地。眼下正在拼命的试图切断鲁南山区同登莱地区的联系，一旦这两地的联系被清军切断，那么，贫瘠的鲁南山区，是无法供给鹿玛红、廖冬至以及伍兴的数万大军的。他们要么拼死来争夺这条事关生死的交通线，来确保自己大军的粮饷军械供给，要么，就只能忍痛南下徐州，同在那里的南粤军兵马汇合。可是，一旦南下了，那么，山东便从此与南粤军无缘了。
此时的态势，如果阿巴泰准备切断鲁南与登莱地区的联系，那么，在豫东地区的多铎，随时可以出动人马，从侧翼攻击据守鲁南地区的南粤军兵马，牵制他们不能投入大量兵力去救援。如果，时机允许，多铎也毫不介意的杀到兖州城中去住几天。倘若是鹿玛红廖冬至不敢去救登莱地区，而是大军南下徐州的话，那便正中多铎的下怀，他很乐意在野外平原地带同廖冬至进行一场会猎。看看两家的火器、火炮、火器部队的战术到底还有什么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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