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王孝杰所所整理的军籍资料，在前年与突厥交战前夕，南衙所掌握士籍仍有将近九万之数。这一部分兵员，有的被增派到幽州，有的则编入河东道行军北上抗击突厥，但除了这些外，仍有五万多甲籍不知所踪。
过去这段时间里，兵部也在认真核计这些旧事资料，层层耙梳之后，也仅仅只梳理出来两万多的兵籍能够与实际的人事吻合上来。但剩下仍有三万多将士，则就是声不见人、死不见尸，彻底的失联，朝廷对于这一批兵源已经失去了控制。
李潼倒不是担心这一批兵员或会聚众为祸，毕竟按照籍册上的显示来看，这一批兵员虽然数量不少，但成分也都极为复杂，既有原本的军府府兵，也有逐年以来所征募的健儿，其征募服役的年限跨度足有二三十年，其籍贯也都分布于天下各州。
就连已经恢复了行政组织与调度能力的朝廷都不能将这些兵员有效的重新纳入掌控中，如果有什么在野之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李潼非但不会强力镇压，反而要把这样的人才请入朝中给以重用。
这是需要多大的组织与协调能力，才能完成一个中央朝廷都做不到的事情！
但话说回来，这不知所踪的三万多人，终究都是受过正轨军事训练、且都曾经拥有过征战经历的老兵，放任分散于野，若生机还有着落那倒罢了，可一旦迫于生计而落草为寇、为祸一方，普通的乡民们乃至于州县一般治安人员都未必会是他们的对手。
可朝廷又不能为了地方上的这一点扰患便分遣大军，不断的巡察州县定乱，还不敢轻易加强地方官府的军事组织能力。
所以如何有效的将这些人重新纳入朝廷管制中来，也是让人颇为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李潼便想了解一下原来的洛阳朝廷是打算如何整顿军事，希望能稍受启发与借用。
但挺不巧的是，原来洛阳朝廷负责相关事宜的官员们大部分都已经遇害或是伏诛，毕竟能够担当这种重要任务的，必然也是此前朝廷的显贵与相王心腹。而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王孝杰，便成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听到圣人所询问的是这一个问题，王孝杰也松了一口气，继而便沉思起来并说道：“南衙军机荒废已经不是短时，臣旧所扩军籍主要是采天授之后所参宿卫之众。五年之内有参宿卫籍名、诸府长上、兵部军阶升降以及比部勾检细则，卫尉及太仆器械、军马使计，合扩南衙在籍之军九万七千六百余员……”
相关事情李潼早已了解，但在听到王孝杰的讲述后还是点了点头，这种统计方法还算是比较科学且全面的。兵部与诸卫府虽然都有存籍，但就是因为旧籍水分已经很大，所以才要再扩新籍。王孝杰所组织的这一次扩籍因为采纳分掌各方的资料汇总而成，相对的也就更加权威。
当然所谓南衙之军仅只九万七千人，并不意味着当时大唐只有这么一点正规军，单单那时候的行台所控兵力便已经超过了二十多万，只不过彼此不作军机透露，李潼不清楚当时朝廷的军事管理流程，朝廷自然也难以得到陕西道的军事机密。
讲到这里，王孝杰先是顿了一顿，然后才又说道：“新籍厘定之后，当时脱籍甲员已经超过五万余员，如何将亡众召归卫府，朝廷也是颇有讨论。相王欲分遣诸路都督，就州扩搜，但因都督权重，未敢轻行。时门下侍郎狄仁杰建议当诸大州分设抚军使，持籍长募，但有旧军官能合聚三百亡卒就府归籍者，各给奖犒，但也因见功过慢而不行……”
李潼听到这里，忍不住叹息一声。他四叔是过于迷信朝廷的统治与号召力，所以希望能通过上层结构快速解决问题。而狄仁杰相对的则就现实一些，希望能够调动起中下层的组织力，但很显然这意见有些不合时宜。当时行台军事已经壮大起来，朝廷是迫切需要尽管壮大力量，难有耐心缓缓积功。
“臣于此中，也有深计。臣本戎马出身，深知戍卒之苦，一命当敌，后顾则全无依靠，所以卒士厌战，并非不忠于国，只是担心家室无所保障。但能宣明赏格，列分州田以养孤寡，譬如圣人早前所创故衣社，府兵何以蜂拥附来？只因这一份存亡救济的温情难得啊！”
讲到这里，王孝杰忍不住长叹一声：“但使杀敌有功，家室不失犒飨，谁又愿意藏匿乡野、抗拒征命、凄惶苟活？寒卒或不识大体，但也不失利害的判断，只要赏格明确，事田十亩、竟年劳累，不如勇而阵列、获功一转，朝廷何患无力可用啊！”
听到王孝杰这番感慨，李潼一时间又感无言以对，道理是这样一个道理，但想要做到又何其艰难。封建王朝宿命般的兴废轮回，最根本的底层逻辑就是土地兼并。府兵制因此而废，募兵制的高昂成本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不过王孝杰的这番感言也让李潼再次意识到，想要强军强国，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基础。想要让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得饱，如果不能满足这一前提，再精巧的制度建设或能糊弄一时，终究会遭遇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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