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长安城郊，诸军汇集，誓师出兵。
相对于前一次在神都誓师出兵的仪式，长安城这一次就简单得多，仅仅只在营外校场上设立了一座简单的点将台，并没有准备什么诸军夸武的仪式。
但即便如此，当李潼被甲登台时，哪怕没有穿上那身贴金仪甲，仍然在瞬间之内便成为场中焦点。周遭各营虽静默无声，但诸多敬慕的眼神都往高台集中而来。
这一支关内道大军，严格来说倒也没有经历什么铁血洗练，无非久习营事的一群老卒而已。但此前雍王殿下大手笔的盛犒诸军，让将士们得以后顾无忧、安心作战。
尽管那些钱帛犒奖本就是他们辛劳所得，但朝野多年妖风弥漫，特别是随着大唐开国拓疆的军事体系的逐渐崩溃，原本的理所当然已经成为了格外的恩赏。
大部分的士卒们其实并没有与雍王近距离接触过，即便是雍王巡营，身前身后都有大量中军将士随从拱卫，所以上下之间也是难免隔阂。
但是随着此前一番犒赏下来，营卒们已经深刻感受到，雍王殿下并非只是一味的高高在上、不涉人间俗计、不恤将士劳苦。
雍王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将每一名将士劳苦都记在心中、并且付诸行动。
披得戎衣，每个人都有战死沙场的觉悟，但若这一条性命、数月劳苦全无价值体现，营士难免心计彷徨，不知为何而战。而雍王，给了他们一个战斗下去的理由。
“先王宣威于四极，社稷傲立于天下，王教通达于八方，海内莫敢称逆，诸夷阙前受命！此前国运浅遭短厄，而今内外已经悉定。夷中顽劣，旧得恩恕才可苟延残喘，疮疤时久不吮，敢欺中国无人？此番典军，无问胜负，凡境中不附王命者，唯杀制之，概不留俘！”
李潼登台后，环顾诸方，扶剑高呼道：“神州赤县，唯忠勇、唯德义能活！贼纵有亿万之众，旧不能成事，今亦不能！唐家养士，唯壮可嘉，节钺设此，唯功是赏！
诸军与我，并为一体，济但一息仍存，与诸将士同甘共苦、同荣共辱！今日置法，非为刑众，实为警我，但有一功不能赏、一死不得恤，将士当面唾我，刑枷不敢回避！
但以性命捐效社稷，则必厚待生死，府库积储，所待者何？斩甲一级，赏钱十缗，军还即赏，盛犒壮义！”
营中众将士们闻听此言，无不面露惊喜之色，或是难以置信，或是眉飞色舞。若非此际已经身在营中，只怕早已经喧闹出声了。
早在高宗时期，基于府兵制设立起来的军功犒奖制度便已经很难再运行下去了。
特别是大量长征健儿被召入军中之后，这些被招募的健儿本来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军籍，对外战事又频发，可能今年还在辽东、明年已经到了西域。将士居无定所，除了固定的钱粮军资之外，奖赏主要是以战争中所获得的战利品为主。
但由此又衍生出来两个大问题，一者与大唐作战的，全都是些穷横外蕃，本身就贫寒得很，缴获的战利品最多就是牲畜之类，这些牲畜如果在内地，当然也价值可观，但是在边塞之地，除了宰掉吃肉，实在没有太大用处。
二者就是战利品不便运输，毛皮、帐幕之类还倒罢了，可是那些活物要让它们跟随大军往来奔波，可能就直接累死了。
虽然朝廷也有专门运输战利品返回境内的队伍，但战斗以及战利品的获得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而且途中的损耗也实在难定。
除此之外，一些地广人稀的宽乡还可授给田亩、分发奴婢。可是像关中这样的窄乡，早已无田可授，自己都养不活，即便要了奴婢也没啥用。
像高宗中期以后，大唐对外战绩有所下滑，一则自然是贞观一批开国元从名将与府兵精锐消耗殆尽，二则就是国穷民疲，军无战意。从军本来已经是高风险的行为，收益还如此的不可控。这样的军队如果还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那就见鬼了。
后世言及安史之乱，常有人讽刺玄宗重用胡人、放权给节度使太过了。
但这本身就是控制战争成本的一个方式，征发大唐本土民众的成本实在是太高，既要保持对广大疆土的控制力，又要降低国土维持成本，物美价廉的胡人就是一个选择。
高宗后期到武周一朝，边地秩序开始逐步崩溃，特别是突厥的死灰复燃，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投降的突厥部族不堪繁重的兵役。就连大唐根本之地的关中都如此疲困，那些作为消耗品的胡人城傍武装自然更加苦不堪言。
李潼眼下倒还无需面对这一问题，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对内、对外都树立起自己的强权形象。
作为一道行军大总管，他本身是没有资格作主奖犒将士，所以选择了直接的杀敌、发钱这种激励方式。
老实说，这种方式虽然直接简捷，但却并不利于对军队的建设，因为军队是属于国家、维持政权统治的武装力量。无论是授田、还是转勋，这都是为了将军队更加紧密的捆绑在统治之中。
至于直接发钱，则收不到这样的效果。土地发到手里，还要安心耕种。可是钱发到手里，去哪里都能花，长安花不了那就去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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