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在听完少王的描述后，果然流露出不小的兴致，一边沉吟着一边询问几个关键的问题，诸如怎样取信于人、如何开具飞钱汇票、具体的兑现流程等等，可谓涉及到方方面面。
对于这些问题，李潼也不敢打马虎眼，俱都如实以告，甚至包括相关的涉事人众如蜀商杨氏。
至于郭元振这个人，则就没有提及，倒不是硬要阻挠这个属下的前程，实在是这个家伙节操乏乏，一旦得到面圣的机会，跪舔心切之下或许就要暴露出自己的一些小秘密。
眼下的李潼正是事业上升的关键时期，特别是与他奶奶之间的关系，也要慎重处理。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舔狗，而是希望能获得更大的事权与主动。
如何让他奶奶不抵触、甚至主动的给予他一部分权力，也是需要仔细权衡斟酌。一些不可控的变数，自然越少越好。
他有后世相对成熟的相关经验，面对武则天的各种询问，也都能妥善回答上来。
祖孙之间一问一答，过了好一会儿，武则天才停止了发问，指着李潼不乏称许道：“担心你年少性浮，或因聪慧机敏，长于立谋而拙于用事。现在看来，环环相扣，周全缜密，才器倒是并不止于谋论啊。”
李潼听到这话后，也是不乏谦虚的说道：“臣生人至今，不曾困于财计，也的确是偶得奇谋、欠于用实。幸在门下听用诸人，不乏庶才，框架之内堆砖叠瓦，才让事情得以铺设开来。”
“那蜀商女子，倒是一个奇人，如果真如你所言，区区少龄能独挡家计。这样的野中秀女，值得表彰。”
武则天话锋一转，讲到那个蜀商杨丽：“此女子眼下归蜀？记得之后召她入都，引入禁中来见一见。”
听到武则天对杨丽流露出不小的兴趣，李潼不免会心一笑，并说道：“大凡能突破世道俗规，俱有大智大勇。那女子所弄虽只寻常商事，但才器情怀也实在不弱。臣正有感于这一点，才排除俗情召她入府，并付以通财诸事。她若能得到陛下的赏识，可谓一大福缘。”
“只是见一见，放心罢，不会夺你自己拣选的才士。”
武则天又笑语一声，然后继续问道：“如今这件事务，所涉人货多少？”
“眼下诸事只是新铺，人还未能染习这一桩便利，所以各类人货的接洽，都还只是草草搭成。”
李潼不乏谨慎的回答道，同时又连忙表态道：“蜀道艰难，世道千百年来忍此辛苦，若时人俱能感此便利，那这一桩谋财取利的小计，或能壮成兴通地方的大事。届时便远非臣府员寥寥几众能够操持，上达天听，事业毕陈，也是必然之计。”
武则天听到这话后则皱起了眉头，口中喃喃道：“国计之重，哪里是草野庶计能轻易干扰！你一家谋事，趁便得利也就罢了，无须漫言什么兴通地方的大谋。商贾诸事，裨益国计本就有限，若再以制令分发便利，使人皆趋此，肋下无挟一物，岁尽获利巨万，耕织本业又置何处？”
讲到这里，她又抬眼认真看了看李潼，并继续说道：“飞钱票取，则财不离境，各地积铜囤绢，则难免财雄势壮……”
李潼闻言后，心里不免一突，然后便觉得他奶奶这警惕性也实在太高了。
中枢与地方的矛盾可谓是由来已久，源远流长。自从秦皇一统、结束周世封建，这个问题便一直存在。中枢强则集权，地方强则割据。
大唐立国以来，奉行的仍是关中本位，不愿给予地方太大的权柄。高宗时期为了摆脱关陇权门钳制而经营河洛，但一直到如今的武周，两京仍然是帝国绝对的核心。无论是在政令实施还是在人才选举，也都重两京而轻地方。
武则天临朝以来，两场规模颇大的叛乱，也都是由地方发起，所以对于事权下放当然要更加警惕。
中唐之际，飞钱所以产生，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就在于中央与地方在财权方面的互不相让。
中央不愿让钱流入地方，地方当然也不愿将钱输往中央，于是飞钱便承担了桥梁作用，既不损害基本的交流往来，各自还能搂住钱不松手。
至于说促进商业的发展、刺激商品的流通，那更多的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统治者巴不得生民庄稼一样扎根乡土、了此一生，割了一茬还有下一茬。
至于说单纯的为了商贾们行商便利而制定什么惠民政令，那纯熟想多了，哪怕武则天她爸爸本身就是一个商贾出身。不要说这种跨地域、大范围的商事活动，就算是两京市井之间，也是规令重重，管制的非常严格。
听到武则天言语里对此计有些不以为然，甚至隐隐警惕，李潼也担心会由这件事上升到对他这个人的看法，怀疑他借蜀中环山闭塞的地理环境聚钱囤货。
于是他连忙解释道：“飞钱往来，看似两地俱财不出境，实则还是有不同。蜀中人事所需远不及两京之量，商贾贪此货利，不辞艰险劳远输货于外，往年无有飞钱之便，输货是一苦，入钱又是一苦。如今钱物不需再劳远输送，只以货出，商行自然加倍……”
道理讲起来很简单，蜀中虽然以富庶而称，但讲到市场需求量和货品流通速度，是远远比不上两京这样的天下中枢。即便是没有飞钱，蜀中物货的输出也要远远大于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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