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则不同，接连四世在朝廷中官居“三公”的高位，袁绍家族权倾朝野，名震天下。曹操对自己的身世设法隐瞒，在当时十分讲究家庭和出身背景的气候下，即使事业如日中天的曹操也无法逃脱世俗眼光的审视。曹操在与袁绍等同级竞争者交往中始终抬不起头，他实在受不了袁绍等人眼底那股嘲笑、鄙夷的目光。
最典型的例子，曹袁对阵，陈琳为袁绍作讨曹檄文，开始揪住曹操不光彩家世不放，此时曹操正因头风病卧床，读檄文，悚然汗出，一跃而起……
曹操从小自卑，最终养成终生多疑奸诈的性格，从中告诫我们：家庭是孩子最早的学校，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孩子在家庭里所受的影响最原始也最深刻，父母应有“为孩子想一辈子”的全面育儿观，给孩子完整的家庭、幸福的生活以及崇高的理想志趣。
“三岁定八十”，“三岁看到老”古人这一些定律与其说教给我们育儿的经验，不如说确定了我们作为父母的职责和义务。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因而良好的家庭教育都是积极主动的。
发挥家庭“基石”的作用，让孩子具备健康完整、积极主动的良好心理状态。这一点非常重要，家庭的不幸孩子受到的伤害最深，孩子心理出现问题，往往在家庭或其父母身上就能找到原因。
我们还是以曹操为例：功成名就后的曹操，对小儿曹植非常赞赏，而对大儿曹丕则不大感兴趣，这时候曹操的家庭“基石”是倾斜的，曹操一手为兄弟俩奠定了不平衡的心理，也为曹植的早死埋下祸根。
言传不如身教，家长的行为直接影响孩子，这种影响力却非三言两语能够改变。曹操的祖上辈曹节很有心计，邻家不见了一只小猪，见到曹家的小猪就认定是自己家的，曹节不争论，白白让人拿走小猪；后来邻家的小猪跑回来，那户人家知道搞错了，把猪送回给曹家，“（曹）节笑而受之”，全村的人都佩服感叹。
当然曹操后来把曹家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纵观曹操一生，善买人心是其管理的一大特色。他曾号令三军，践踏麦田者斩；岂料自己的座骑受惊窜入麦田，曹操要自刎，众将齐劝而止，于是割发代首，变被动为主动，传令三军，威严更振。这祖孙俩的故事如出一辙。
孩子有心理障碍，父母要明察秋毫，迅速找准问题的根源并及时消除。曹嵩在自己身世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做法，他养子的身份欲盖弥彰，最终累及曹操，要曹操一辈子为之承受这“不可承受之轻”。
人无完人，才无全才。一位伟人、一位天才、一位能者可能比常人多有一万个、一亿个优点，但其所言所行绝不会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曹操既非完人，又生于乱世、争于乱世，亦无例外的凸现出很多缺陷、短处乃至劣性。较为突出的是他的多疑、反复和易悔。
杀害恩人吕伯奢一家，猜忌最知己的谋士荀域、崔琰、毛介，枉杀给他医脑风病的明医华佗，都是他的多疑、狭隘之举。然真相大白后既悔之，却又很少承认。这，也许就是历史上大人物的“自尊”吧！据《三国志》记载，曹操杀华佗后的某年，其子曹冲病而无治，曹操此时方才长叹：“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而作为诗人曹操的大半生处在东汉末年的动乱期，可谓乱世英雄。曹操的诗留传下来的20余首，多为四、五言句的汉乐府类诗题。看曹操的诗、看他的为人，戎马一生、横槊赋诗，其诗章非吟自军旅之事，既发自军旅之情，凝聚着政治家的豪迈、军事家的壮烈、文学家的神采与诗人的浓缩。
青年时期的曹操，对汉室抱有幻想，虽出身宦官家族，却是走着反宦官的道路登上政治舞台，他要依靠自身的努力跻身名士行列，树立一个能吏、清吏的汉家忠臣的形象。曹操入仕之初，就打击浊流恶势力，在洛阳北部尉任上，棒杀小黄门蹇硕的叔父；为议郎时，曾上书汉灵帝为“党锢”中被杀的大将军窦宪、太傅陈平鸣不平；任济南相时，又上奏朝廷罢免了所辖的八个县的贪官污吏，使济南地区政治清明、社会安定。
青年时代的曹操确实是汉家的一个为政一任造福一方的清正、廉洁、有能力的忠臣。后来，曹操目睹了东汉政权的腐朽与关东诸军阀的无能，逐渐认识到汉的不可为，于是下决心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利用自己日隆一日的军事实力，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重塑天下的道路。
有人认为，在曹操的思想中，法学占主导地位，其实不然。儒学才是其思想的核心。如果说法学是手段，那么儒学才是其目的。曹操有时虽以两汉经学叛逆者的面貌出现，但其精神在本质上却走向原始儒学人文精神的回归。
赤壁之战败北后，曹操见孙刘联盟一时难以攻克，转而经营北方。日月迅迈，老之将至，眼看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难以完成统一大业，于是他写下了令后世慷慨之士击节不已的《龟虽寿》。诗中他把自己比作伏枥的老马。老骥之志仍在千里，垂暮的烈士仍然不失英雄本色。
显然，曹操终其一生从未放弃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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