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渊突然说：“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把课税改革也推动一下。”
杨廷和眉头紧皱：“就算要改革，也该明年再说，现在必须稳定地方。”
王渊解释道：“我并非是要大改，而是改实物课税为征钱。目前，银元与铜币已经流通各省，但只有部分税项是缴纳银钱，其余还是以实物税收为主。不如借着八省旱灾之机，从明年开始，地方课税全部折算为新钱（银元、新铜钱），好让地方也多一些喘息余地。”
蒋冕问道：“粮食课税，若全部改为征收银钱，那每年的漕粮从哪里运来？”
王渊说道：“保留运河、长江沿岸，部分产粮区的本色征收。这些地方的粮课，足以支撑每年400万石漕米。”
四位阁臣暂时没说话，都在仔细思量利弊。
若只保留长江、运河两岸，部分产粮区的实物税收。那绝对能省下无数运输成本，于国于民都是大好事，但会伤及漕运官员、士卒的利益。
毛纪问道：“一旦完成改革，空置下来的漕兵、漕工，至少在二十万人以上，这些人的生计如何安排？”
王渊笑道：“大部分漕兵、漕工，恐怕日子会更好过。”
众人沉默。
事实真如王渊所说，漕兵、漕工看似有铁饭碗，但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就算没有运输任务的时候，也会被漕运武官役使干私活，整年劳累却没啥工资可拿，只能凭借微薄的口粮度日。不运漕米了，反而是好事，他们可以自己打工赚钱，是一种人力资源的解放。
可万一找不到工作呢？
而且，找工作之前，还得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漕兵和漕工的户籍是单独立册的。
这才是重点，也是官员所说的“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的本意。
王渊继续说道：“改粮为钱的地区，少量漕兵和漕工，继续留用运输税银，剩下的全部转为民户！”
“不可，”蒋冕提醒道，“全部转为民户，对王尚书而言，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但对那些漕兵和漕工来说，他们只有户籍，却不能分到土地，全都会变成流民。一下子多出二十万流民，若有宵小振臂一呼，行那陈胜、吴广之事怎办？”
王渊微笑道：“官府不再钳制户籍便可，流民自然都能变成游民。”
“胡闹，”杨廷和坚决反对，“若不再钳制户籍，天下丁粮如何征收？”
王渊说道：“最合理的办法，应该是‘摊丁入亩’。但摊丁入亩肯定无法推行，那就暂时不管。丁粮如何征收，地方官自己会解决，你盯着户籍，丁粮就好征了？”
杨廷和无言以对。
丁粮，即人头税。
康熙说“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不是说国家不提高税收，而是说以某年为定额，今后新增的人口数量，不用再缴纳人头税了。
这八个字纯属废话，就算国家想加征人头税，那也是难以办到的，地方官就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法定人头税越多，地方官就越难完成任务，因此主动瞒报人口，户籍黄册上的人口数量总是难以增长。
雍正搞出一个“摊丁入亩”，人头税因此取消，全国人口顿时爆炸式增长。这并非意味着，真实人口数量打着滚的往上翻，而是百姓和官员愿意如实进行人口登记了。
大明的人头税，主要有三种，即：里甲银、均瑶银和盐钞银（还有其他税种，但可以忽略不计）。
盐钞银，就是按照人口数量，征收食盐消费税，这笔钱需要上交中央。
王渊的新盐法，实际取消了盐钞银，把消费税直接算进盐价里面，零售盐价反而因此下降了。这里面的差额，以前都被私盐利益集团赚走。
里甲银和均瑶银，不用上交中央，属于地方财政收入，也是皂吏们的重要灰色收入来源。
为了逃避人头税，全国产生大量黑户，大明的人口数量，相比开国初年也不怎么增加。地方官和里甲长，全都胡乱摊派，早就不按户籍行事，杨廷和的担忧纯属多余。
几百年后，有个叫马伯庸的学者，从史料中发现一桩奇案，完美显示了大明的人头税有多混乱。
却说，有个叫帅嘉谟的人，在徽州府担任会计员。他发现，徽州六县的人丁丝绢（人头税的一种），全都算在歙县百姓身上，其余五县两百年没交过。
帅嘉谟立即上疏朝廷，把事情捅到都察院。消息泄露之后，帅嘉谟被人追杀，侥幸逃命回乡。
数年之后，帅嘉谟再次回徽州做官，而且官职变得更大，他当然要一雪前耻。五县士绅百姓联合抗税，还把徽州府衙给包围了，事情一直闹到中央。朝廷被迫减税，让六县平摊税收，为了缓解五县怨气，挑起此事的帅嘉谟被罢官充军。
地方如此征收人头税，户籍制定得再好有个屁用！
王渊继续说道：“且不问地方州县，就拿北京城来说，有多少是游民黑户？不如放开户籍限制，允许游民存在，让其户口所在地编撰游民册。本省之内，游民文书，可当路引使用。且只要户籍正当，游民子嗣也可参加科举。”
由于大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涌进城市。这类人，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叫盲流，后来改叫农民工，而大明则称之为“流民”、“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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