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便说过，对于朝廷西征的预算问题，高务实在战前就有过计算，其中最悲观的结论是：本次西征的花费必是天量，朝廷仅在大军出动之前就需要花费千万两白银开展各项准备，这其中主要包括五大支出：吃、穿、住、行、耗。
吃自然是第一位的，包括人的口粮，马、骡和骆驼的饲料。人的口粮问题前文说得够多，不必再详述，总之就算高务实安排了“分段包干运输制”，也只能减少很小一部分多余消耗。这个制度最关键的优势其实是效率，尤其是运输时间上的效率提升。
马、骡和骆驼可以统称牲畜，牲畜在远征中是必不可少的，而其饲料消耗量堪称巨大，远远比人吃得要多——这可以理解，因为它们承担了很多运输量。武器、铠甲、火药、弹丸、火炮、修理器械、攻城器械核心部件(一般是铁质，因为简单木质部件可以临时打造)，还有生活必备物资如帐篷、行军铺乃至锅碗瓢盆等等。
由于所需物资多且杂，行军需要的准备就更加需要标准化。关于明军的行军口粮，太复杂的这里就不细说了，概括而论，主要有两类形式，都属于“干粮”范畴，基本上不会有机会吃上新鲜饭。
这两类干粮通常以南北区分，在北方行军通常吃饼，在南方则是吃饭。但为什么要说是干粮呢？因为那饼是将面粉制作的圆饼以炭火烤炙，做得酥脆咸香，中戳小孔，以绳串之，方便士兵携带食用，可以理解为明朝版的压缩饼干。
而米饭同样不可能临时煮米，而是以每1石大米为标准做成若干份的干米饭来运输，等到要吃的时候则用热水泡饭，这样就可以直接食用，称之为水泡饭，可以说是明朝版的方便面。
然而人不可能长期只吃主食，但新鲜蔬菜、肉类也不方便带在军中，因此军中会准备各类副食，比如各种酱菜，少量干肉，都是腌制得非常咸的重盐食品，这样可以降低消耗量。
说到消耗量这个最关键的指标，《实政录》中记有大军一日军粮所需：“行师以养力为先，养力以足食为要。大率每军一日用米一升，饼十个。兵一万，日用米一百石，饼银一百两。马一匹，日用草十斤，料豆三升。万匹用草十万斤、料豆三百石。”
明军此次出兵，不论当地卫所，刘綎本部大概约为六万左右。这就需要每日用米六百石，饼银六百两。一石120斤，六百石就是七万两千斤；六百两是换算成银子的，但远征中面粉不可能随时买，所以还得换算回来，差不多每张饼重二两，十张饼就是两斤，六万人就是十二万斤。
也就是说，仅刘綎本部六万大军，每日的口粮消耗就是七万多斤米、十二万斤面粉，这还没包括副食，更没包括消耗量更大的饲料。至于说远征中的无效损耗，众所周知要远超吃掉的部分，因此整体消耗的运输量至少是每日八十万斤(粮食、饲料、损耗)。
由此高务实战前得出一个最严峻的估算，是如果战争不能顺利、迅速的结束，那么每拖延三个月，朝廷就要多花费六七百万两的巨资。
当然，这是最坏的情况，是按照每天都在高强度作战来计算的，与当前“屯兵哈密坐等开春”的情况差别很大。当前大军屯驻哈密不动，消耗量还是大大降低，所以高务实的估计花费是小半年多花两百余万两。
为啥差别这么大呢？一来是因为大军不动消耗量大减，二来是一旦大军不动就可以原地补给。西北地区粮食产量虽然一般，但当地物价也不高，且有不少相对便宜的肉类补充，大军可以原地购买。
这里就有一个类似于后世“汇率差”的事情出现了。大明的钱币，无论是铜钱还是银两，在这边的价值都比中原要高很多，因此大军就地购买食物反而非常划算。这样做虽然会导致物价上涨，某种程度上是在变相洗劫当地百姓财富，但高务实现在管不了这些。况且，物价这个事有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等大军不再聚集，一段时间后物价也是会慢慢恢复的。
无论如何吧，今年朝廷的额外开支已经够大了，就算以高务实的能力，要再次提高开支预算也很为难。现在面对皇帝的提问，高务实也无法再淡定，只能苦笑道：“太仓确实已经无能为力了，如今只能效滇缅之战故事，准备开卖战争债券。”
滇缅之战中高务实“首创”了战争债券这个玩意儿，当时朝廷拿这笔钱去支持作战，战后以获得的一些在缅特权来偿还债券债务，效果非常好——当然，对缅甸东吁王朝的剥削也就特别狠。
现在高务实重提战争债券，朱翊钧倒是不反对的，只是他免不了有些担心，问道：“战争债券确实好用，不过西域与缅甸情况却不同呀。缅甸虽然偏僻，好歹盛产玉石金银，以及各种上品木料，只要朝廷将这些产出按照期限典当，京中自然有人愿意买下。
可是，西域不仅离京数千里，交通还比缅甸更加为难，又没有金银玉石这些方便运输的高价产出，那你要拿什么作为典当而让人有兴趣购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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