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萧良有是自己人，但对于这件事高务实却不好把话说得过于透彻，只能安慰道：“这一点汉中兄倒不必太忧心，倭寇主力在朝鲜折损大半，逃回本土的不过十之一二，本也不足为惧。
至于平倭之战后续……即便朝廷大军不再追杀上岛，北洋海贸同盟也能将之分化瓦解、逐个击破，使其不为中国忧也。”
北洋海贸同盟的实力自然是不必怀疑的，但以往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实力主要是指海上实力，现在看高务实的意思却是不仅海上，就算上岸进攻倭国“朝廷”也没什么难度，萧良有难免有些惊讶。
对于北洋海贸同盟的实力惊讶过后，萧良有又想到另一个问题，迟疑道：“那倭国今后怎么办？”
高务实知道他的意思，但这个问题就算高务实不想明说也不能不说，只好道：“目前来看，恐怕只能效安南故事。”
萧良有看来有些担心，叹了口气道：“日新，有些话我说来你或许不喜，但你我毕竟同年旧友，不说却又不义。
你是否想过，安南在南，倭国在东，若此两国都为你所掌控……即便皇上英睿，难保无人以此蒙蔽圣聪，届时你当作何解释？”
高务实作为一个“算计过甚”之人，一贯都是理智压倒感性的，但此刻却着实有些感动，因为一般人根本不会和他谈论这种危险——要知道，提出这个问题无论出发点是什么，本身都显得有些怀疑他高务实的忠诚，或者怀疑皇帝是否英明，寻常人怎么可能会问？
高务实知道萧良有能问出这个问题就代表他真的很关心自己，自己虽然能找出各种理由、借口来搪塞，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日本岛国也，地狭而民众，天然对大陆有着异乎寻常之渴望。日本文化虽受我中华之影响，却又有其独特的一面。中华教之以礼而其学之难全，难改其本性之恶，这便使得此国之民往往一身两性——要么自卑，要么狂妄；要么示人以礼，要么示人以暴。”
高务实忽然说了这么一段，让萧良有不免错愕，但高务实不以为意，继续道：“作为日本文化最古老、最原始的组成部分，神道以及神明崇拜，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日本的民族性格之中。
无论是天皇政治时代还是幕府时代，这种非理性的、宗教式的崇拜从未被统治者所抛弃，反而逐渐改造和强化为日本中心主义的核心内涵。因此在日本人心中，天皇家族是天照降下的神孙后裔，而日本作为独一无二的神国，只有天皇家族的伟人们才能统治。
这种宗教式的崇拜也逐渐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日本民族的内在关系模式——将一切权威视为神，并且对神无条件地付出绝对的尊敬、顺从与忠诚，而神则可以随意地处置和决定他们的一切。
然而在森严的阶级制度的压迫下，这种关系模式逐渐从一个具体的、自愿的崇拜，变成一种普适的、强制的潜规则和社会要求：你的上级就是权威。
无论这个上级是谁，才学人品如何，无论你对这个上级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只要在你们的关系之中他构成你的上级，那么你就必须对这个上级，也就是权威抱有绝对的尊敬与顺从。
于是日本长期处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中，庶民需要对上等阶层为仆做马、绝对顺从，而上等阶层却可以对庶民生杀予夺。
同时，日本物产匮乏，自然环境恶劣，生产能力长期低下，无论是生活水平、民众素养还是政治制度，都难以达到较高的程度。在氏族制度之下，暴力就是唯一的真理，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因此，日本对武士和暴力有着极大的崇拜。
神明崇拜与强者崇拜，衍生出来的却是绝对服从与暴力至上，这种两种极其矛盾的行为模式构成了日本最根本的民族性格，并且产生了三种基本的外在行为模式：
其一，对于实力远超自身的强者和权威，日本人会表现出狂热的、宗教式的崇拜，甚至展现出类似于奴性的百依百顺与绝对服从；
其二，对于实力与自己相近的、或者是觉得未来可以超越的强者和权威，日本人则展现出极大的野心、狂妄和自负。他们会不顾恩义，没有底线，一旦有机会便会立刻噬主，这便是白眼狼心性；
其三，对于比自己弱小的人或者事物，日本人野蛮、暴虐的病态性格则会立马显露无疑。在他们的观念和经验里，神可以随意地处置和决定弱者与下级的一切。
因此，面对弱者，他们会将自己带入到神的位置，将曾经施加到自己身上的痛苦与内心压抑的暴力欲望，加倍地施加到弱者身上，毫无顾忌地、肆无忌惮地宣泄自己的真实情绪与想法。”
虽然萧良有不知道高务实为何与自己剖析日本人的民族性，但他还是听得有些心惊，沉下脸道：“竟然如此危险？”
高务实点头道：“知小礼而无大义，畏威而不怀德，强必寇盗，弱而卑伏，不顾恩义——这便是日本人的特性。
汉中兄知道，我府中有不少随嫁而来的降倭夷丁，这些人平时对我唯唯诺诺，无论我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去做，生怕稍稍惹我分毫，不少人都说这些人真是天生的好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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