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去南疆已经是计划之中的事了，不过并不是现在马上就走，而是要等到年后，过完年再出发。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毕竟这个时代过年是大事，何况已经到了年关将近的时候，也不差那最后几天。
年关之前，朝廷最后一件大事也已来临，那就是朝鲜请求内附的全权特使李山海一行终于抵达京师，大明朝廷终于要对朝鲜内附做出最终决断了。
按理说这件事在朝廷高层其实已经明确了是要接受的，本不应该再横生枝节，谁知道事到临头居然还真出了点妖蛾子。
倒不是说有人反对接受内附，而是有人提出说朝鲜内附这样的大事，皇帝不应该简简单单就答应下来，而要行“三让”之礼，并举例说古时着名的明君汉文帝当年继位登基就是先经过“三让”之礼，才使得天下太平。
其实这些人之所以用汉文帝举例，显然并不是说这两件事本身很像——大明接受朝鲜内附与汉文帝当年的登基完全不是一码事，这些朝臣没一个学渣，怎会胡乱比拟？事实上，这些人的用意在另一个方面。
“三让”之礼是有说法的，古代帝王继位、大臣受封等大事，经常都很讲究三辞三让的谦让之礼。远的不说，朱翊钧当年登基那么名正言顺的事，可不也经过了这道手续吗？
现在一些朝臣举例汉文帝刘恒入长安登帝位，怎么看也更应该对应新君即位，关朝鲜内附什么事？
文帝本是高祖刘邦第四子，惠帝刘盈的异母弟，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受封代王。汉高帝去世后，吕后临朝称制，汉惠帝英年早逝，诸吕掌握朝中大权。吕后去世后，太尉周勃联合丞相陈平等人粉碎诸吕势力，迎立当时的代王刘恒进京继位。
当时刘恒带着宋昌、张武等六名心腹前往长安，临到长安，先是派宋昌去打探情况。宋昌刚到长安北三里地的渭桥，丞相以下大小官员，都在这里等候着代王的到来。
刘恒来到渭桥，群臣都参拜称臣，太尉周勃想要和刘恒换个地方说话，宋昌不放心，便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意思是让周勃有话就当面说，不要藏着掖着。
周勃只好跪下，奉上了上天子玺符。然而，刘恒并没有第一时间接受，而是说等到了长安府邸里再说。此一让也。
来到代王在长安的府邸之中，群臣也跟着过来，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等一众大臣，又跪下请刘恒即天子位。刘恒又推辞道，自己能力不够担当重任，大臣们可以去请楚王刘交来商量这个事情。此二让也。
陈平、周勃等人跪着再请道：“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陈平等人劝刘恒，不仅是众大臣，而是为天下所有的人，全天下人都认为您最适合等天子之位！此三让也。
刘恒这才说，既然宗室和列为王侯将相都认为我最合适，那我就不敢再推辞了，于是接受了天子之位，当日傍晚入未央宫。
刘恒傍晚入未央宫，当夜便拜跟随自己的心腹宋昌为卫将军，掌管南北禁军，以张武为郎中令，第一时间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又连夜发布诏书，大赦天下。
登基大典之后，刘恒迎薄太后来未央宫，把原来吕氏集团侵夺的各路诸侯的领地全部奉还，大赏诛吕功臣，加封周勃食邑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将军灌婴邑各三千户，赐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典客刘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至于“三让”在这件事里的意义，在后世人看来大抵只是文帝作秀罢了。毕竟他人都到了京师，人家劝他继位，他还扯什么请楚王来一同商议，这话三岁小孩都不会信嘛！
然而问题就在于有些“秀”是一定要做的，只有做了这个秀，才算完成了某种程序，才具备合法性，最终让人无话可说。
朝鲜内附当然不是新君即位，但偏巧还真有与汉文帝继位那会儿类似的隐患。
这个隐患便是天下大变，人心不定。
当然，“天下大变，人心不定”的自然并非大明，而是说朝鲜。
众所周知，唐总章元年(668年)，唐军灭高句丽，唐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
高句丽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国家不再存在于世，在汉后首次正式回归中原王朝统治。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说高句丽国家从此消失，后来的高丽又是从哪冒出来的呢？答案是新罗。
九世纪末，新罗由于农民反对封建残酷剥削的斗争，逐渐衰落下去。在此过程中，其西南地区的甄萱和北部地区的弓裔，分别成立了后百济国与后高句丽国，朝鲜半岛从而被分裂成了“后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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