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那些人拿高务实比作董贤，后来引起朱翊钧震怒的主因就出在这里。朱翊钧自问与高务实的既是君臣，又是知交，把两人的合作看做自古以来明君贤臣的典范，怎么能容忍有人将其看做哀帝与董贤？
朱翊钧从东厂和锦衣卫处得知消息的时候真是肺都要气炸了。那董贤除了长得好看，整日就是侍候哀帝，这哪是什么国之贤臣，不过是后宫那些阉宦一般，怎配与朕当做国之栋梁的务实相提并论？
再说汉哀帝，那是个什么狗屁皇帝，居然拿他与朕作比？
不过这里有一点要注意，朱翊钧在这件事上的愤怒，并不仅仅是出于汉哀帝有宠信董贤、搞出“断袖之癖”这个成语由来等问题。作为皇帝，他更敏感的部分还是哀帝的政治作为正好与当时的他有类似之处。
什么类似之处？有两点：第一点是都很年轻；第二点是喜欢改革。
先说年轻。汉哀帝驾崩时年仅二十五岁，在位仅仅六年，虽然他登基的时候已经是成年国君，但在位期间大致与当时已经亲政的朱翊钧年岁相仿。
再说喜欢改革。在政治上，汉哀帝即位后，于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接受大司空朱博的奏请，取消成帝绥和年间的官制改革，恢复丞相、御史大夫的二府体制。同时亦取消州牧，恢复刺史。
不过，到了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五月，汉哀帝又恢复三公体制，但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将丞相改称“大司徒”，并提升大司马的地位，使其为三公之首。这三公新改之后，分别由董贤、孔光、彭宣出任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哀帝还想改革司直、司隶，并增设司寇一职，但事情还没确定就驾崩了。
在汉哀帝的在位时期，宫室、苑囿、府库的收藏已经很多，百姓的资财富有虽比不上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但人口达到鼎盛，是有汉以来最多的，于是哀帝也想改革经济。
哀帝继位初期，以左将军师丹代替王莽担任大司马辅佐朝政。师丹一上任就向汉哀帝提出限田限奴的建议，企图使汉家摆脱厄运。
经过群臣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制定具体规定：诸侯王、列侯、公主、吏民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以二百人为限，列侯、公主一百人，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有土地，不许做官。超过以上限量的，田蓄奴婢一律没收入官。
这本来已经可以说是做出过一定妥协的改革，但依旧遭到了把持朝政的权贵的反对。首先是遭到丁、傅两家外戚的反对。而汉哀帝本人对这一诏令也没有实际的支持，特别是后来他竟一次赏赐董贤两千顷土地，是限田最高额的近七十倍，于是限田、限奴婢令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朱翊钧看来，高务实怎么可能是那些人口中的“董贤”？别的不说，高务实当时说朝廷应该收商税的时候，那可是在原本没有税种的情况下，让京华主动上缴相关税收，以此来开风气之先的。
更不要说赏赐不赏赐了。算起来，他朱翊钧这么多年下来赏赐给高务实的钱财简直不好意思开口，高务实带来各种大胜，皇帝的赏赐无非几匹红绸子、百十两纹银之类，完全都是按照过去的例子比照着来。
高务实真正拿到的“赏赐”，恐怕认真来看也无非就是皇帝的一些赐字、赐诗，大抵都是荣誉方面的，没什么实际财富。当然，高务实看起来也不怎么需要钱财赏赐就是了。
另外，汉哀帝虽然也是搞改革，但他不仅严于律人做得不到位，更关键的是根本不能做到严于律己。自己都做不到，别人岂能服气？
他和高务实这对君臣则不同，或者说因为高务实的坚持而变得不同。就说京师附近的皇庄问题，原先京师周边的皇庄遍地都是，现在还剩下多少？那不都是高务实劝他退还给庄民自耕的吗？
而高务实自己也没闲着，用了很多相较于这个时代先进得多，也人性化得多的金融手段来推动。这些手段可以很好的促成此事，又不会给赎买田地的百姓带来过高经济压力——在这其中，承担垫资贷款责任的就是京华。
这一桩桩、一条条，都是在为民间做实事，也正是因此，高务实在京师周边虽然有很多产业，有很多家丁，但从来没有闹出过当地百姓与高家家丁爆发群体冲突的事件——这种冲突在此时的大明可不少见。
这就说明高务实的的确确在民间拥有很高的威望，清名卓着，百姓都认为他是个好官。同样的，能信重这样的好官，那么皇帝当然也是圣聪圣识。
最后，朱翊钧的愤怒还来源于一点，就是汉哀帝死得早——你们这群逆贼是在咒朕早崩？
这可不是小问题，在皇权时代这是要命的大问题，于是综合这以上种种，骂高务实是董贤的一帮人自然就倒了大霉。
这么多年下来，高务实的功劳越来越多，多到很多人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后他们便又产生了一种心理：指望高务实自己把事情玩砸是不现实的，与其做无用功去和他相争，不如就坐看好了。
这种想法其实还挺中国化的，《周易·乾》中就说：“上九，亢龙有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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