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太祖将对象一分为二，又一次提到对海外国家“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的基本方针。
但在宣布对外政策的重要抉择以后，他同时又表明西北的蒙古才是心腹之患，不能不谨慎防备。直接说明将元朝北去的残余势力看作新王朝一大心病，将北部陆上作为王朝军事防御的重心。
到桑榆晚景时，太祖于洪武二十八年将进一步修订完成的《皇明祖训》刊布于世，列于《祖训首章》的对外关系，也就成为有明一代帝王的金科玉律，成为明朝子孙世代必须遵行的基本国策之一，以成宪的方式留存于世。
为了让子孙后代明确世代不与交战的国家，也就是明太祖所说的“不征诸夷国”，他在《皇明祖训》中把它们的名字按照方位一一罗列出来。
十五个国家之前说过，就不再列出，但这里头最引入注目的就是，即使在《祖训录》中完全没有提及的日本，虽然当时已经明确在绝交之列，却也没有被排除在外，同样被列入了不征的范围以内。
这无疑说明了明朝对于外国，无论建立朝贡关系与否，也无论为友为敌，是采取了一律“不征”的态度。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于明朝初年以“不征”为特征的对外关系的和平理念有了一个深刻印象。
后人如此，明人只能更甚。
然而朱元璋主观意识虽然很美好，但现实发展就不那么顺利了，安南、高丽(朝鲜李朝前身)先后出了问题，都与大明出现了激烈的矛盾。
不过这两国当时与大明的问题本书前文已有所述，这里就略过不提了，直接说第三个出问题的国家，也就是当前高务实认为因“不征之国”思想限制得最让他棘手的日本。
明初与日本的交往，起初经历与其他国家相同，即大明通过外交文书告知“四夷诸国”而建立关系。然而，与日本的交往和其他国家不同，表现在两点上：
一是历史的，即元朝出兵征伐日本失败的阴影不散；二是现实的，当时日本海盗侵扰问题持续不能解决。
在洪武四年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以后，根据《明实录》，出现了“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僧祖来进表笺，贡马及方物，并僧九人来朝，并送回明州、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的结果，这是明朝外交的成果。
于是，洪武五年五月，太祖以明州天宁寺僧仲猷祖阐和南京瓦官寺僧无逸克勤为使臣，留学明朝的日僧椿庭海寿和杭州中竺寺藏主权中巽为通事，护送使臣还国，前往日本。
不止这一次，前前后后数次明使前往日本，主要谈的都是海盗侵扰。但当时日本正值南北朝时期，明朝联络上的是南朝的良怀，他其实无力解决海盗问题。
洪武九年，《明实录》记载：“日本国王良怀遣沙门圭庭用等奉表贡马及方物”，太祖以表词不诚，又一次诏谕之，观之内容，归根结底还是对于倭寇海上侵扰问题耿耿于怀。
自洪武七年五月祖阐、克勤出使归来，六月日本遣使贡献，遭到却贡，原因是没有表文。可见祖阐、克勤出使表面上是成功的，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改善关系。九年四月贡，以表语不诚，却贡；接着五月却日本商人贡献。
这说明太祖的意图主要是建立官方外交关系，并不在于贡献方物。洪武十二年太祖接纳了日本国王良怀遣使贡献，似乎事情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次年，却发生了“日本国遣僧明悟、法助等来贡方物，无表，止持征夷将军源义满奉丞相书，辞意倨慢。上命却其贡”之事。
这下子，朱元璋怒了。这一年十二月，太祖诏谕日本国王，曰：
“曩宋失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余年，移风易俗，华夏腥膻。凡志君子，孰不兴忿。及元将终，英雄鼎峙，声教纷然。时朕控弦三十万，砺刃以观。未几，命大将军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载，戡定中原。
蠢尔东夷，君臣非道，四扰邻邦。前年浮辞生衅，今年人来，否真实非。疑其然而往问，果较胜负于必然，实构隙于妄诞。
于戏！渺居沧溟罔知帝赐奇甸，傲慢不恭，纵民为非，将必殃乎！故兹诏谕，想宜知悉。”
诏谕中充满了指责，其中最重要的罪责莫过于“君臣非道，四扰邻邦”。于是，一个完全没有诚信的印象深刻形成，难怪要却贡，也就是绝交了。
到洪武十四年，还是日本国王良怀，派遣僧人如瑶等贡方物即马，这一次太祖有两通以礼部名义给予日本的文书，并从此与日本断绝了交往。
这两通文书，一为《设礼部问日本国王》，一为《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两通外交文书均以指责为主旨，标志了明朝与日本的官方交往的戛然而止。
尤其是后一通，在表达对于“日本君臣纵民为盗，四寇邻邦，为良民害”的强烈不满的同时，表露了征伐之议在明廷的出现。然而此议却被太祖以“生民何罪”而否定。
虽然责问中明显带有以战争威吓的意味，但高务实后来查诸史籍，发现太祖仅是以语言威吓而已，并没有实际准备战事。
事实上，是太祖力排群臣征伐之议，采用了以外交手段断绝交往的做法。即使如此，太祖晚年所编《皇明祖训》中，仍将日本置于“不征”之国。这就证明太祖始终如一的以“不征”为外交既定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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