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与李宗诚认识得很早，当初高务实初到京师不久便与李宗诚有了些交集。那时李宗诚年岁还小，其父李言恭都还只是临淮侯应袭。
其祖临淮侯李庭竹当时希望趁魏国公一系家中动荡而获得守备南京勋臣一职，因此让游历四方的李言恭、李宗诚父子联系上高务实，希望获取一些内幕，当然方便的话最好是获得直接支持。
李庭竹的这个期望在当时恰好与高务实的计划相符，因此高务实略加干涉，暗中打压了一下魏国公府，将李庭竹推上了守备南京勋臣之位。从此之后，临淮侯李家也就顺势成了高务实在开国一系勋贵中少有的几位“盟友”之一。
简而言之，临淮侯府算是高务实一派的势力，其与地位超脱、虽受高务实影响但多少有些摇摆不定的魏国公府不同，算是高务实在南京勋贵中最铁杆的支持者。
不过，这并非李宗诚能够出任册封正使的主要原因，他能成为正使主要是因为其父李言恭写过一本《日本考》。李言恭是万历三年袭爵的，但此人打小就喜欢游历，因为写成《日本考》，在朝中被当做是“知日派”之一。
本来因为北洋海贸同盟的关系，靖难系勋贵们其实现在几乎都是“知日派”，然而按照传统，大明的日本朝贡贸易地点过去一直在宁波，因此历来都由南京方面负责对日问题，此番既然要对日册封，朝廷下意识就还是先考虑从南京挑人，于是就想到了临淮侯李言恭。
不过李言恭这几年身体很糟，出使日本那是肯定不行的(历史上他死于万历二十七年，现在已经阳寿不多了)，于是李宗诚作为临淮侯应袭就接过了本该由他老子担任的正使职务。
李宗诚这人平时倒也人模狗样的，当年在高务实面前的表现也还可以，不过归根结底来说他只是熟悉大明官场的那套玩法，并不代表他就不是个纨绔子弟了，所以才会有原历史上那样丢人现眼的表现。
虽说如此，但临淮侯府现在毕竟是高务实的支持者，高务实可不能让李宗诚出那么大的丑，因此自然要对他千叮万嘱一番，并且整个安排好他的任务，他只需要照办即可。
原本对日册封这件事，高务实是在朝廷中明确表示反对的，皇帝也被他说服了，可是由于同时还要进行兵力调动，将李如松调回辽东，将麻贵调去朝鲜，因此这其中需要一段时间。
为了确保在大明调动兵力、储备作战物资的时间里稳住日本，内阁商议的结果是册封照旧。按照计划，要等册封事宜破裂、日本再次主动挑事之时，大明再堂堂正正彻底将其击败。
诶？为什么朝廷会认为册封一事必然破裂呢？
那当然是因为高务实揭破了沈惟敬那套欺上瞒下的把戏，将整个事件用他自己的方式重新串联了起来。
沈惟敬和小西行长那套互相配合、互相欺瞒自己君主的把戏虽然看起来十分荒谬，但却偏偏是历史事实，也正是因为他俩的这套玩法，导致原历史上的壬辰倭乱打了前后两场仗。
高务实预计此番沈惟敬依然会如法炮制，以期建立一个“不世之功”，为他自己捞取最大的政治好处。于是等沈惟敬前次回京，高务实忽然将他叫到自家府上，轻轻松松点破他的计划，将沈惟敬吓了个半死。
不过，吓唬归吓唬，高务实却要求他继续执行。沈惟敬大为不解，问过之后才知道高务实只是需要他以此来拖延时间，并且最终激怒丰臣秀吉，使日本再次主动发起进攻——而彼时大明方面则已经准备好了，只等日军自投罗网。
哦对了，不仅如此，高务实还在计划中阴了朝鲜一把，不过这是后事，暂且不提。
沈惟敬自然不敢违逆高务实，但他还是很担心，事情既然在高阁老这儿已经败露，难保在其他阁老乃至于皇上那儿也暴露了，那自己不左右都是个死？
高务实早知道这老小子会是如此反应，便告诉他说自己已经把沈惟敬的计划禀告给了皇上，只不过在皇上面前时，他说这个计划是他高某人的安排，目的就是拖延时间，于是就帮沈惟敬撇清了干系。
沈惟敬这才放下心来，先是对高务实一阵千恩万谢，然后雄赳赳气昂昂地接受了新的任务，踏上了由釜山而至日本的“征途”。
至于李宗诚，高务实知道他不过是仗着其父李言恭的那本《日本考》白捡了个“知日派”的名头，实际上他对的日本的了解很一般。虽然他也参与北洋海贸同盟对日本的贸易，但却与靖难系勋贵自建船队加入不同，他是入股分红式的参与，自家并不组建船队，只能说是在充当长期投资者。
高务实知道这厮没啥骨气，绝对不是什么做钦使的材料，因此至始至终没有打算让他真的踏上日本列岛，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在釜山尽量的拖延时间，最后以“因病不能坚持而抱憾退出使团”结束，即能拿到部分功劳，也避免了发生意外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高务实对他算是仁至义尽了。
有必要一提的是明军的调动。随着日军撤往釜山周围，朝鲜军大举“收复失地”，明军则不曾伴随南下，只是派出了一些由京华商社高家家丁充当的“军事观察员”，前往朝鲜南部各地临时绘制地形图——京华其实画过朝鲜地图、东北亚地图等等，但那些地图并不算太细致，如今需要更精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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