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这个表态其实是典型的以退为进，因为本身伐元之战的胜利，他作为首辅也是有功的，刚刚还因此被晋升了虚衔呢，皇帝怎么好立刻因为姻亲这点事打发他走人？
更何况申时行现在走人，内阁少不得继续调整，并且还会因为实学、心学实力严重失衡而导致外廷动荡。故而在朱翊钧看来，申时行这话说出来其实就是反将一军。
其他人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更对申时行、徐学谟不满。但正如刚才所言，申时行现在的确动不得，于是大家就把火气都撒到了徐学谟头上，纷纷进言论及徐学谟的一些破事。
其实徐学谟在政治上算起来并无大过，而且作为当代文坛大佬之一，他本人在士林之中的名声原本也还不错，然而他的名声坏就坏在交游广阔上。
此公因为着作甚丰，与许多文坛大佬关系密切，这本来是好事，但偏偏因为交游过于广阔，朋友太多，有时候朋友之间的关系却很微妙，这就出现了问题。比如王世贞原本和徐学谟关系也很亲密，万历十七年时徐学谟省亲返回苏州，王世贞还亲自去拜访过他。
然而王世贞这人之前说过，他才学虽然好，但对人容易陷入极端评价，有时候会因为自身观点与人相悖而刻意抹黑别人，历史上他对高拱、张居正都有这样的作为。
他对徐学谟也是一般，历史上他俩原本关系很好，然而奇怪的是，万历十七年王世贞还在主动拜访徐学谟，但在万历十八年左右成书的《首辅传》中，王世贞却把徐学谟写成了一个卖友媚上的无良小人，对徐学谟的描述堪称毒舌。
王世贞在文坛的名头比徐学谟还要响亮，他的评价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就导致了徐学谟的声誉急转直下，以往一些小过也被人拿出来反复鞭挞。此时大家的抨击也几乎都例举了王世贞在《首辅传》中提到的那些事，把徐学谟怼得心中暴怒，竟至君前失仪，咆哮文华殿。
这下子事情就按不住了，申时行自己因为涉事不好多说，王锡爵本来想帮徐学谟，但才刚刚说了两句，就被人怼了回去，说他包庇乡党——因为王锡爵和徐学谟都是苏州人。哦，对了，申时行也是。
这下子徐学谟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再争辩已经毫无意义。何况皇帝这两天正是君威极盛之时，你徐某人居然敢君前咆哮，朕还能容得了你？
最终的结果不出意外，徐学谟争了一会儿，干脆也主动请辞，而皇帝虽然本不愿事情搞得如此僵硬，打算事后等他“再三请辞”才批准，可惜众臣不答应，纷纷拱火，徐学谟因此越发坚持，不肯继续当政。不得已，皇帝只好答应下来。
这一下事情牵连就大了，尤其是对于申时行和王锡爵而言，如果在实学派声威大振之时他们再丢了礼部尚书的位置，心学派可就真是被实学派压着打了。因此在接下来推举礼部尚书之时，他们也顾不得什么避嫌，哪怕亲自上阵，也绝不允许实学派的人顶上这个位置。
为了礼部尚书的改换问题，廷议争得十分激烈，到了最后，申时行和王锡爵也没完全达到目的，但是避免了最坏的结局：新任礼部尚书的人选被确定为于慎行。
于慎行是隆庆二年金榜出身，其老师是张居正。虽然张居正留下的门生弟子并未遭到高拱的打压，甚至如梁梦龙这样的弟子还加入了实学派——本质上张居正也是信奉实学的，所以这话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梁梦龙加入了高党。
然而于慎行却有些特别，他的特点是“不党”。于慎行的为人一贯以忠厚平恕、襟怀坦白着称。不管是对皇帝、对首辅还是对同僚，皆心胸坦荡、真诚相待。
比如早年曾有一次于慎行等人讲课完毕，朱翊钧让人拿出许多历代字画，叫他们赋诗题字。于慎行学问虽好，但字写得不好，只好自己作诗，请人代题，并当众承认自己写不好字。朱翊钧反而很赞赏他的诚实，当即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他，词林传为盛事。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于慎行的表现更出众。那是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对稳定朝政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张居正个人作风独断专行，钳制下僚、压制百官，引起朝中文武官员普遍不满，甚至闹出了学生弹劾恩相的大事件。
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专恣不法，被下狱谪戍。同僚皆畏张居正之势，不敢再见刘台。于慎行不管这些，亲自登门看望刘台，当时就引起张居正不满。
到了万历六年，张居正父亲病故，他不想尊制守丧，授意门生提出“夺情”。朱翊钧予以批准，结果举朝大哗。于慎行与其他大臣一起疏谏，以纲常大义、父子伦理劝朱翊钧收回成命，张居正由此更不高兴。
于是有一次，他见到于慎行时便说：“可远，你是我最赏识的学生之一，我平时待你不薄，没想到你也这样对我！”
于慎行却恭敬而肃然地回答：“正是因为老师对我不薄，我才不得不这样啊！”到了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去，以往种种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恩师人设崩塌之后，朱翊钧暴怒异常，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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