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始四年，裴秀任西晋司空；泰始七年，裴秀嗑了一大包五石散后喝冷酒，把自己活活嗨死了。然而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他就任司空到“因故去世”这期间，只有短短三年。然而就是在这区区三年中，裴秀就成为了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地图学专家和地理学家之一。
为什么断定他只用了三年呢？因为之前裴秀的工作内容实在是都和绘图毫无干系。面前有可能接触地图学的机会，只有他给司马昭当小参谋那几年，而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司马昭身边帮着祸害人。
不过要介绍裴秀的成就和贡献，显得介绍一下古代中国人绘制地图用的工具。包括刚才布日哈图已经提到过的那四种在内，可以确定的地图绘制工具有这么几种：规、矩、准、绳、表；丈杆、罗盘、望筒、度竿；记里鼓车、丈量步车。
古人测绘地形，基本上就靠这十一种工具，其中罗盘、望筒和表，是用来测量方向的，余下八种功能各不相同。
当然，众所周知罗盘是北宋发明的，所以在裴秀那个时代还没有，他们用的是相对更加原始一些的司南和地盘。
地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块石板，上面有四维、八干、十二支，二十四个方向。然后有一个做成勺子形状的磁石叫司南，放在上面，然后……然后就抽它丫的。抽到它旋转后停下，所指的方向就是南边。
这听着很熟悉对吧？后世之人基本上都在科教节目里见过。但其实这东西摩擦太强，有误差而且误差还挺大，因此在罗盘出现后就被取代了。
对了，以上提到的十一件工具里头，有一件是到了明朝才发明的，就是最后那个丈量步车，是结合绳尺的另一种设计。简单的说就是架着这个车往前走，可以比较准确地记录下自己走了多远。
扯远了，回到刚才说到的裴秀老兄，他具体有什么贡献呢？有什么资格在三年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地图学专家之一？
这位老兄的第一项成就，是他根据《禹贡》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第二项成就，就是裴秀正式提出了地图绘制的理论基础，即所谓“制图六体”。
《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至今已经全部散佚，不复可见。不过，制图六体的内容依然可以在文献中找到。裴秀第一次将地图制作规范化，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可靠的理论基础。而他的理论基本涵盖了所有地图制作需要考虑的要素，此后地图制作有迹可循，有辙可依。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理论全都是裴秀自己在实践中总结摸索出来的，因此格外靠谱。
《晋书.列传第五》的裴秀传中对以上内容有长篇古文描述，大家估计懒得看，这里就不引述了。总之其大概意思就是说，绘制地图有六个重点，分别是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
用现代汉语稍微翻译一下，即制图有六个原则：第一个是分率，用来分辨距离和面积；第二个是准望，用来确定地物之间的彼此关系；第三个是道里，用来测定道路里程数；第四个是高下，第五个是方邪，第六个是迂直。这后面三个需要因地制宜，主要用来校正该地形是否险恶，要在地图上一目了然分辨得出。
但是以上这些虽然在当时而言非常具有跨时代意义，极其先进，但也不是完美的，还是有缺陷，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并没有涉及到经纬度的关系。
这和中国人的制图思维有关，中国古代地图一个特点就是越靠近中心位置，其绘制得就越准确，而越远的地方就越容易有误差。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文化中心在当时一直处于内陆，远离大海，所以古代中国人没有地形曲度的概念。本来，这一点要等到利玛窦来华，引进欧洲数学理论才会有所改善。
然而现在大明有了高务实，一切就不同了。不再是因为利玛窦的到来而改善，而是由高务实以京华为抓手，由负责陆路商贸的京华商社与负责海贸的两洋舰队联手配合，直接进行了完善。
京华的地图不仅明确了后世所熟悉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规则，还搞出了“等高线”、“经纬度”之类标系，甚至还强化了更加严格的比例尺，避免以往中国古地图的一些问题，如城池在地图中显得贼大，比例完全失真等情况。
不过布日哈图虽然耐心解释，但布延台吉显然并不怎么领情，皱眉问道：“地图画得好一点，虽说对打仗是有些帮助，但执政话里话外却似乎想说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功业……恕我直言，只要有朝一日蒙古再次奋起，打败明国之后，这些东西不都是咱们的吗？他们会画图，那就让他们去给咱们画好了，何必羡慕。”
布日哈图大摇其头，心里其实也有些失望。布延台吉相比图们汗而言还是太幼稚了，或者说看问题太浅显了。
图们大汗在这些年和与高务实的对抗中明显发现了学识的重要性，也开始支持自己以大明的某些做法为蓝本进行改革。然而布延台吉的脑子却还停留在二百多年前，以为快马利箭就能使明人屈服，继而统治他们，将他们的学识引为自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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