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的特大型银矿。大量低成本的美洲金银自16世纪开始流入西班牙。
之后，这些金银财富又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盗掠夺及战争赔款等多条渠道注入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后世有学者估计，这些金银总额的1/3至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
恰好在此时，因为高拱的坚持，大明“隆庆开关”，凭借外贸出超优势，巨额海外白银滚滚流入中国，满足了大明朝不断扩大的白银货币需求。
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当时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当地物产难以满足殖民当局开支，而大明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菲律宾殖民当局只能就近依靠大明供给，于是开始从事对华转口贸易。
为了吸引华人前往菲律宾移垦经商，殖民当局一开始对华人商旅、货物采取了一些保护和优待措施。受马尼拉贸易厚利吸引，大明商人(除京华外，主要是福建漳州、泉州商人)纷至沓来，刺激了明菲贸易的发展。
按照京华的报告，如今的马尼拉已成为南洋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可以与葡萄牙占据的马六甲分庭抗礼。
输入马尼拉的大明货物主要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尤以纺织品居多。西属美洲每年就有200-300万比索的白银流往马尼拉。
这个数据符合高务实的记忆，他记得后世学者全汉升在《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中曾说：“自隆庆五年马尼拉开港以来，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6000万比索以上，约合4000多万库平两。”
实际上，哪怕现在有京华的加入，目前双方的贸易量都没有达到历史最高点。因为按照高务实的记忆，原历史上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有1400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年-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相当于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平均岁入的3.8倍。
历史上的郑芝龙为什么富可敌国？现在的京华为什么富可敌国？
海洋贸易收入仅西班牙的菲律宾中转站这边，就能达到大明全国的几乎四倍啊！这能不富可敌国吗？而回过头来看，这笔白银收入对于稳定大明的银本位货币政策又该多么重要？
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白银，与同时代大明的货币问题联系起来了：大明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大明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却是大明紧缺的贵金属——白银。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手里却掌握着经墨西哥出口的白银。
中国从宋代至元明时期，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市场繁荣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纪以前，总是经历周期性的货币短缺。每当商业和市场发展，货币供应量就出现不足，主要原因就是国内贵金属短缺而没有建立起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制度。
白银货币化大大推进有明一代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也约束了当权者滥发货币的权利，切断了大明朝廷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国家无法像滥印纸钞时那样轻易地把大批社会财富凭白聚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也大大推动了生产和贸易的增长。
不过，这样的财政体系虽然稳健，但并不具有弹性，是一种很僵硬的制度。
打个比方说：崇祯末年如果朝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弹性货币政策，那么大明朝一定不会是那样一种死法——在士绅阶层个个巨富、江南民众堪称整体殷实的情况下，这个朝廷居然死于贫穷。
纸币需要准备金，但纸币在需要调控经济的情况下，是可以按照具体情况进行超发的，这其中准备金最大的意义其实是给使用纸币的人建立信心，为该纸币建立信誉。
当信誉有了绝对的保证，纸币的多少其实就可以按照当时的具体经济情况来进行调节。当国内有通货紧缩危险时，他可以多发纸币，缓解钱荒；当开始出现通货膨胀时，他可以在回笼纸币之后少发少补，平稳物价。
而在朝廷万一出现有急需用钱的时候，他也可以通过直接增发纸币而获得财富，使朝廷渡过危机——这当然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有时候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总比战争失败之类的局面要好，只要这种通货膨胀的幅度还在控制之内就行。
所谓财政弹性，大抵便是这个意思。
然而单靠高务实自己手里的现银也不足以搞出个“明联储”来，甚至就算够，他也不敢这样搞——你一个人的资本就掌握了全国的经济运行，那还得了？
所以他必须拉拢更多的力量，这其中勋贵和皇帝是两个关键力量，因为这两派力量从法理上来说是最具备稳定性的——他们是世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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