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奇怪的是，三个月之后，即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努尔哈赤竟一反前态，突然表示‘不念万历帝旧恶，希望重新修好’的事来，并与大明边臣订立了‘不许偷越皇帝任何地方的边境’的盟誓，态度可谓‘诚恳’。”
刘馨问道：“努尔哈赤搞出这种前倨后恭的表演，我看肯定是有原因的吧？难道是因为当时朝廷带给他的压力增大了吗？”
“非也。”高务实摇了摇头，道：“此时努尔哈赤表面上的处境，恐怕是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好时期。在其东方，昔日的劲敌乌拉部经万历三十五年三月乌褐廉之战已大伤元气，自此乃退守吉林方面，不敢西窥，因此其东方大为开拓。
在其北方，哈达、辉发先后为其所灭，其前锋已逼开原近郊，直抵叶赫本部；在其西南，明军从宽甸六堡的后撤，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转折，从此明军对其大本营的威胁完全解除。
至此，大明在东北的整个防御体系，已被努尔哈赤全盘打乱，处在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的被动境地。与此相反，努尔哈赤却正是宏图始展，踌躇满志之时。
因此我以为，并不存在外界压力突然增强的可能，结论只能从其内部去找——那就是舒尔哈齐的出走，这才是促使努尔哈赤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刘馨反问道，语气中明显加重了“根本”二字。
高务实不为所动，点头坦然道：“我之前就说过，彼时舒尔哈齐在建州女真中具有仅次于努尔哈赤的政治军事地位，所以舒尔哈齐的出走给予努尔哈赤的打击无异于后院起火。如果不迅速扑灭而任其蔓延，那么他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将极有可能会付之一炬，半生奋斗也前功尽弃。”
“所以呢？”
“所以对努尔哈赤来说，当务之急莫过于迅速调整与大明的关系。于是，他继‘六月盟誓’之后，六至九月又积极交涉来京朝贡事宜，十二月便亲赴燕京补贡。”
“他是回心转意，还是拖延时间？”
“自然是拖延时间。”高务实道：“努尔哈赤这一连串的行动，意在表示‘学好’和‘忠顺’，借此牵制大明朝廷，以便全力克服这场危机，这就是努尔哈赤前倨后恭的全部奥秘。”
“嗯，第二个反常是什么？”
“第二条是，努尔哈赤在对大明朝廷表示温和态度的同时，还于万历三十六年九月，对其夙敌乌拉部贝勒布占泰也投以亲善之情，‘以亲女妻之，遣大臣以礼往送’。”
刘馨笑道：“看来努尔哈赤也挺喜欢用和亲这个老办法的嘛。”
“办法只要好用就行，老不老并不重要。”高务实道：“这个举动的目的很明显，努尔哈赤与乌拉和亲的目的在于防止舒尔哈齐与乌拉的联合。当时倘若舒尔哈齐、乌拉、明廷这三方联合之势全面达成，那么努尔哈赤的野心就只好化为乌有，因此他不惜作出以亲女为代价的慷慨牺牲。”
“最后一点呢？”刘馨问道。
“最后一条是，历年以来努尔哈赤‘东征西讨，岁无虚日’。但是自万历三十六年四月起，至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止，在长达十九个月的时间内，努尔哈赤在军事上竟然完全偃旗息鼓，没有一次军事行动的记载，此不可谓不反常吧？”
“是不太像努尔哈赤的为人做派，那么接下去呢？”
高务实道：“我觉得这一系列的反常现象，正是舒尔哈齐出走事件已经发生的有力佐证。据此可以推知，舒尔哈齐重建建州右卫，当在万历三十六年四五月之交。”
“等一下，前面说的几个时间我没记清楚，你这里怎么就推算出是在那一年的四五月之交了？”
高务实笑了笑，道：“我自然有我的理由，具体一些的理由有几个，一是努尔哈赤对大明的态度前倨后恭的转折点为‘六月盟誓’，故舒尔哈齐出走事件只能发生在六月以前；
二是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以前，努尔哈赤还坚持‘不肯朝贡’，并说‘抢了罢’等语。可见‘事件’只能出现在三月以后。这就说明，舒尔哈齐出走时间只能在三月以后六月以前；
另外第三点理由，就是从生活和生产方面考虑，四、五月之交也较为适宜。所以我判断舒尔哈齐出走的时间应该定在万历三十六年四五月之交，重建建州右卫亦当在此时。”
“那他去了哪里重建建州右卫？”刘馨问道。
高务实道：“有关舒尔哈齐出走的地点，《清太宗实录》和《清史稿》略有涉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七阿敏罪状里有一些记载：‘阿敏嗽其父，欲离太祖，移居黑扯木，令人伐木，备造房屋。太祖闻之，以檀自移住坐罪。’
《清史稿》列传二显祖诸子传庄亲王舒尔哈齐之条则记载：‘自是上不遣舒尔哈齐将兵，舒尔哈齐居恒郁郁，语其第一子阿尔通河、第三子札萨克图日‘吾岂以衣食受羁于人哉’，移住黑扯木。上怒诛其二子，舒尔哈齐乃复还，岁辛亥薨。
这两段记载，明确说明三点：一是舒尔哈齐确曾出走；二是移居的地点是黑扯木；三是舒尔哈齐因此获罪，并死于辛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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