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的这个决定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财政恶果：户部官员韩光祜上书，弹劾监工太监陈永寿勒索物料，“指一倍百”，导致三大殿光木料成本就高达930万两白银，比嘉靖朝修三大殿高了数百万两。
最终这三大殿的修建，一直到万历的孙子，那个着名的木匠天启皇帝手里才完工，天启年间耗资又接近600多万两白银。也就是说，万历二十五年的那场火，前前后后一共烧掉了大明朝整整1500万两白银。
1500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明末鞑子崛起后辽东的军费支出，支撑几十万兵马的军事行动，一年差不多是500万两，1500万两可供明军在辽东支撑至少三年(这还是在辽东军腐化堕落的前提下)。
而等到1644年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崇祯号召群臣捐款给士兵发饷，一共只募集了20万两白银。
这三座大殿，在历史上划出一条诡异的曲线，它们的落成、修补、雷击、起火、重建、崩塌，竟然神奇成为了大明财政和皇朝命运的缩影。
如今，高务实意外接过了皇极殿的重修工程，虽然不是立刻动工，而是要等日新楼建成并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再开工，但这或许已经无意中改变了三大殿的命运，也间接避免了大明又一处财政灾难。
如无意外，将来皇极殿的各种金丝楠木及其他名贵木料将会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石柱、石雕的兴起，考虑到汉白玉这种主材料的产地就在京师附近，皇极殿未来的造价有望大幅降低。
高务实只记得自己当年看《神宗实录》时动不动就看见有关修三大殿的记载，虽然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至少他知道有这件事，而且修了很多年，花了很多钱。
因此，为了将自己承接皇极殿新建工程这件事“板上钉钉”，高务实故意把日新楼的建设弄得沸沸扬扬，整个工程全面对外展示。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放出话来，说将来定要为大明奉上一座能历雷击火焚而不毁的“永恒之殿”，一时间京师民间又被吊起了胃口，甚至有人开了长盘，赌高司徒这“永恒之殿”到底是不是吹牛。
白玉楼的鼎鼎大名这时候终于有了作用，不少到访过白玉楼的官员、文士，以及常常路过白玉楼别院而远观的民间人士，纷纷表示说白玉楼自建成以后，还从未进行过修葺，如今看来也“一如当年”，进而认为高司徒这话恐非虚言。
但也有人认为白玉楼到底也就只建成了数年光景，它又是个“石头房子”，一时半会自然还坏不了。可是，“石头房子”毕竟不“宜居”，人之居所还是得在“木”中才合五行相生之道。
这件事最终演变成了“新法好”还是“成法好”的争论，继而又成为朝中实学、心学两派的新争议。
实学派官员例举白玉楼建设成本之低廉、建筑本身之坚固，认为推广新式建筑“利天下万民而泽被苍生”；心学派官员则引经据典，甚至编出一些神神道道的鬼故事，证明“石头房子”不宜培养正气，甚至“阴邪入室”，不利长久。
不过这却被实学派官员抓到了小辫子，直接拿高务实作为例子，质问那些心学官员，为何高司徒没有受到“阴邪入室”的影响？
这下倒好，双方争来争去，最后那部分神神道道的心学官员只能捏着鼻子承认：高司徒一身正气非比寻常，乃是六首状元出身，文运通天。再加上他安南、定北、平西，三战之下血煞无数，白虎杀伐之气过甚，是以能抵御这些“阴邪”。
但他们依然坚持认为不是人人都做得到这一点——天下能有几个高司徒？就算在座诸位也有文运在身，可又有几个能引来这白虎煞气？
最终这事到最后高务实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合着我在土默特成了明王菩萨还不够，在大明也要成神了？尽他M瞎说。
为了把议论的风头扭转回来，高务实甚至不得不把一件原本打算等两署十一司编制完成、正式启用之后才提起的事情提前上奏。
这一次，高务实请求皇帝取消除粮食、布帛之外的其余五花八门的所有实物税。
原本这事他是打算明年年初才提的，现在不得不提前了，不过事情本身的确非常重要，而且早一点也不能说很影响大局，只不过就算皇帝答应，也还得走流程并且等待两署十一司投入工作才好办。
此事为什么重要？这得从朱元璋那个被后世一位叫黄仁宇的学者称之为“洪武型财政”的制度说起。
这位学者在他的成名大作《万历十五年》中有不少论点并不为高务实所赞同，但高务实是个就事论事的人，他对于其作品中“洪武型财政”的相关论述基本认可。
这个“洪武型财政”是怎么回事呢？大抵就是泥腿子出身的朱元璋对贪腐深恶痛绝，同时深谙“猪肉过手，留下层油”的官场智慧。于是他自作聪明的设计了一套以实物和徭役为主体的征税制度，即让纳税人直接将物资缴纳给消耗部门。朱元璋认为，这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
于是，在“洪武型财政”的组织调度下，苏湖生产的粮食送往西北遥远的边疆军营；江西煅烧的瓷器运向北方的京师宫殿；浙江编织的丝娟赏赐后宫佳丽……所有的赋税收入直接与消耗部门挂钩相抵，而朱元璋自己则事无巨细的将国家各项开销中所需物资分配给全国的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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