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看出了王锡爵的“言下之意”，无非是警告自己，江南豪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这些家族大多都有族人身在官场，自己动一个就是动一群，要好好考虑一下后果。
其所言自然当真，只是……那又如何？
“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我海瑞光明一生，只有不敢违背之德，何曾有不敢开罪之人！
收好王锡爵的书信，海瑞挺直了本因年老而微微佝偻的腰背，傲然如二十一年前他写下《治安疏》时一般。
生死虽重，于我鸿毛；贞洁虽轻，于我泰山。
尔辈上蔽天子圣聪，下夺百姓口食，欺天罔地，背理昧心。凡有一二良官善类在朝，欲明察纠治，尔辈则群起攻之。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岂独尔辈专之！
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海瑞一怒，乌纱遍地。王锡爵这封信，成功激起了海瑞的怒火，南察一事，已有波及天下之虞。
然而，海瑞没有思及之处在于，他的脾性如何，天下谁人不知？
至少，高务实与王锡爵是必然深知的。
正因如此，高务实的信中虽不言德，处处言德；正因如此，王锡爵的信中虽不言势，处处言势。
事实上，高务实也好，王锡爵也罢，两封信虽然看似完全南辕北辙，其实却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让海瑞来一次“大闹天宫”。
但高务实目的在此，这般做可以理解。王锡爵利益攸关，为何也要这般激怒于他？
其实，王锡爵这次的做法，相比于隆庆四年初的那一次，正是“反其道而行之”。
隆庆四年那一次，海瑞的主要目标是徐阶，他王锡爵不过是个刚刚冒头的官场小辈，自然乐得让徐阶去扛下海刚峰的利刃，他自己则老老实实躲在后头看戏。
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王某人细胳膊细腿，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但这一次却不同，以南榜官员为核心的心学派，当今两大台柱便是申时行和他。然而申时行虽是首辅，家业却只一般——至少对于王锡爵而言，肯定只能算一般。
真正要是在江南广征商税，王锡爵才是首当其冲不能容忍的那个人，而在他身后，还有数不尽的“官商”、“商官”之家。
而这次京察，王锡爵虽无任何证据，却断定必是高务实暗中怂恿而致。
此次皇上用高务实为户部尚书，看似是因为高务实功难爵赏，只得以高官相赠，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王锡爵还在回京的路上就已经想清楚了，皇上此番无论耍了多少花枪，归根结底只是因为朝廷缺钱，而高务实却是他眼中最会理财的那个人。
既然如此，高务实近期若有所为，则必与商税有关，而皇上一定会尽力配合。
于是，京察遂起也。
王锡爵深知，此次京察既然根由就在商税，而海瑞又是个一根筋的家伙，以高务实之阴险难测、毒计百出，他必有本事说动海瑞，把这方面当做其主持此次南察的核心思想。
海瑞是何等人也，那是拦得住的吗？当然拦不住。昔日徐阶拦不住，今日他王锡爵照样拦不住。
既然拦不住，何不换个思路？
如今我王锡爵就是最大的出头鸟，在江南籍官员之中的地位和身家就好比昔日之徐阶。
徐阶当初之所以被搞得灰头土脸，有三大原因：其一是自己已然致仕；其二是高拱独承圣眷；其三是没能“广泛发动群众”。
如今，申时行为首辅，我王锡爵也是辅臣之一，在朝中尤其是内阁之中，是能和实学派旗鼓相当、平分秋色的。这一点，徐阶当时比不得我今日。
如今，论圣眷或许仍当以高务实为天下第一人，然而高务实与高拱其实并不相同。高务实是皇上的伴读、同窗，他们之间的关系大抵相当于友情。而高拱是穆宗的帝师，穆宗在高拱身上感受到的可不只是老师的威严，更多的其实是他毕生缺失的父爱——那相当于是亲情了。
友情亲情都是情，本无所谓高下之分，但友情是可以选择的，而亲情没有选择。
你能选择和谁交朋友，但显然不能选择谁是你爹。高拱在隆庆朝的厉害之处，最狠的一条就是隆庆帝在心里有把他当父亲看待的迹象。
所以，二高虽然都是圣眷加身，但相对而言两者性质有别。这一“别”的现实差距在哪？在于高拱在阁之时，他是“先生”之首，皇帝可以名正言顺首先考虑他的意见——“天地君亲师”嘛，旁人即便不服，也找不出多少可以反对的理由。
高务实虽然也当过日讲官，但显然不会被视为帝师，眼下的“帝师”是几位阁老。这就意味着，但凡天下有事，哪怕皇上心里只想听高务实的回答，他也必须按照约定成俗，先去征询阁臣的意见，并且必须给于足够的尊重。
于是在这第二点上，王锡爵也可以说“徐阶当时比不得我今日。”
至于其三，徐阶当年应对海瑞清丈田亩一事整体显得非常被动，在以上两条原因之外，还有一件麻烦事对徐阶影响很大。那就是他自己的弟弟徐陟弹劾了他一些烂事，这也是他请辞回乡的原因之一。(注：此为史实，但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能说清楚徐陟到底为啥要干这么一出。)
这件事就当时来说，对徐阶的政治地位影响一般，但对徐阶的名声影响很大，以至于他回乡之后很希望消停一些，不要再“丢人现眼”了——重名声毕竟是大明朝文官的一贯特色，当然明末那会儿可能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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