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马到了安南并不一定全都会进军队，很多社会地位较高的人都会去买，特别是武将，不过那都不是高务实现在有兴趣详细琢磨的事了。
说起来辽东的经济本来就很畸形，要把辽东和安南撮合上还真不容易。
比方说农业方面，辽东和全国各地都不太相同。明初，全国屯田包括军屯、民屯为九十万三千三百一十三顷，约占当时耕地总面积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的百分之十点六二。那么明初辽东的情况如何呢？辽东是“屯田之外，别无地土”。
《全辽志》记载是“率田归屯种，收其籽粒，而各军余丁又每岁出据以给公上之用。即间有科田起税，如河济之例，然总全镇会之，屯种之田，十而八九矣。”可见在明初，辽东土地的经营形态主要是军屯，这是明代辽东经济的重要特征。
当然这个情况到了后来还是有变化，一是辽东经济的军事性质日渐削弱；二为辽东经济的总趋势是日渐残破。
辽东经济军事性质日渐削弱，主要表现在自永乐初年至嘉靖末年，辽东屯田的日益衰落及军屯向民田的转化。这个时期辽东的屯田虽衰落了，但从整体上来说，辽东经济还在发展。
根据高务实升任巡抚以来查阅卷宗来看，辽东军屯在洪武末年永乐初年最发展，屯田达两万五千三百七十八顷，军屯占全部耕地的十之八九。永乐十七年年，辽东屯田只有两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较永乐初年减少了四千二百零七顷，减少了百分之十六点五八。
自此以后，屯田数量日渐减少。正德三年，屯田为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一顷，较永乐十七年又减少了三千二百四十顷。
不过民田为两万一千五百九十三顷，与永乐初年相比增加了一万五千顷以上。此时屯田只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三七。
嘉靖四十四年年，屯田额为一万零九百二十四顷，较正德三年又减少了七千顷。民田为两万七千四百九十一顷，较正德三年增加了近六千顷。屯田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四四，明显下降。
嘉靖以后，辽东经济的第二个变化就是日渐残破。嘉靖年间以前，辽东军屯虽日渐衰落，但民田却在不断增加。然而嘉靖年间以后，军屯、民田均在日益减少。
比方说去年，也就是万历十年，辽东有军屯八千九百零三顷，民田两万四千一百八十八顷，总耕地面积为三万三千零九十一顷。
这和嘉靖末年相比，军屯减少了一千多顷，民田减少了三千多顷，总的耕地面积减少了四千多顷。如果高务实的记忆没错的话，这种发展趋势，在原历史到了万历末年至崇祯年间时期，还会更加严重，原因多样，暂时倒没必要提。
辽东经济的残破还表现在大量辽民逃亡。弘治元年，辽民“逃亡日多”。万历七年，整个辽镇“军民逃亡者半”。
有的“窜伏山东海岛渔海以居，率皆避重就轻，往而不返”。有的逃至女真居地，为女真贵族耕种、役使。
历史上到了最后期，辽东“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开原道兵备金事潘宗颜写道“职前往还铁岭，一路居民百十为群，或三五十为伙，无论五六十起，纷纷遮告，泣称草豆寻买不出，地方所产已尽，兼称春种俱绝。见今各民糊口无粒”，只好逃亡。
现在的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开始有这种趋势了，尤其是在李成梁执行的作战思路之下，不怎么“守土”，而是倾向于去攻击对方的兵马，这样就造成一些地区总是受到兵灾，经济方面当然就一日不如一日了。
经济残破造成辽民逃亡，辽民逃亡又加速和加重了辽东经济的残破。这已经是一个死结，只有改变李成梁的这种作战思路才行。
辽东的经济状况，大体上可划为三个地区。一是辽河以西地区，这里经常遭到蒙占诸部的侵扰。自山海关以东，宁远、锦州、义州一带是“地多沃而反荒”，“村田巳尽”，“三百余里不见村落，近广宁稍有村落，而三两落落如晨星。
自广宁东至三岔河一百八十里，黄沙白草，一望凄然。”“地荒芜，而耕种无丁，粮拖欠，而项纳无人。其荒凉程度，“虽有沿边各堡，堡中军民多者不过四五十家，少者才有二十家”。
对蒙古诸部而言，“宁前无村落可抢”。对明朝边将而言，“每一将官所守不过三四堡子，无村屯可护。”高务实来辽东上任时也经过了辽西，对此是有体会的。
二是辽河以东，辽阳以北地区。蒲河、汛河、开原、铁岭一带，“三面环夷”，这个地区在王杲、阿台时期是“有田而军不敢种”，当然民就更不敢种了，土地只好任其荒芜。
三是辽河以东，辽阳以南地区。这里三面临海，较少受到蒙古的直接威胁和骚扰，在士述两个地区经济残破之时，这个地区就成为“全辽根本之地”。尽管这里“地无遗利，然多山坡、沙碳，所收较薄”，也挽救不了全辽经济残破的总趋势，而月蒙占与女真诸部也都早有“垂涎之意”。
现在高务实打算把这三块地方捏合在一块，但分不同的重点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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