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九年, 九月, 郡国二十四螟。
螟是一种生活在稻茎中，以髓部为食的害虫，和蝗虫的江湖地位差不多, 对古代的农业影响极大。一个处理不当, 动辄就要引发饥荒。但是像西晋这样, 二十四个郡国同时都遭了螟灾的，也实属罕见。
大灾之后, 必有大祸。
因为遭灾往往要导致一系列极其恶劣的连环反应。好比赈灾不力。古代交通不便, 遭灾的消息一来一回, 就能耽误数日, 更不提还有可能瞒报、误报；哪怕朝廷对灾难的处理有一套固定的模式，这些办事效率与树懒有一拼的官老爷们，也并不会快到哪里去，因为遭灾的又不是他们和他们的妻儿，想要感同身受是绝不可能的；待灾款好不容易下发了，还有各地官员的层层盘剥……所以, 朝廷赈灾的速度, 总是赶不上灾难蔓延的速度。
凶歉之年, 瘟疫滋生, 饿殍遍野, 有时甚至还会发生易子而食的惨剧。
华夏的普通老百姓大多的愿望, 其实都很淳朴, 不过“吃饱穿暖”四个字而已。他们还十分善于忍耐与退让, “吃饱穿暖”还能榨干成两个字“活着”。这就是他们对生活全部的期望与向往了，也是他们最后的底线。
当连“活着”都成为一种奢望，底线被践踏，忍无可忍时，那就没办法再忍了。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那为什么不造反呢？
今天落草，明天起义。
各地的起义军往往还会遥相呼应，从者如云。
这种情况下，晋武帝颁布过的很坑的一条政令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了——罢洲郡兵。
郡兵就是地方上的武装力量，始于秦朝，发展于汉代。各地方上的山贼土匪、闹事起义什么的，基本都是郡国的都尉调遣将士一拥而上，将危险掐灭在摇篮里。也是皇帝制衡各地拥有私人武装力量的藩王一种手段。
这样一个听起来满酷炫的政策，为什么会被晋武帝废除呢？
因为生性多疑的晋武帝，觉得导致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群雄逐鹿，很大的原因就是地方上有兵权，听调不听宣，养大了臣子的野心。事实上，晋武帝的父亲司马昭就曾是曹魏的大将军。这个经验给了晋武帝一个奇怪的脑洞，臣子一有兵权就变坏。
未免这样的政变再次发生，晋武帝就大刀阔斧的把郡兵给罢免了。不仅如此，他还罢黜了刺史的领兵权，执行的特别彻底。
各地刺史没了兵权，确实是不太可能造反了，却也在别人造反时无力招架。
兵贵神速。但很显然当由朝廷派兵时，根本快不到哪里去。先要皇帝能听到消息、再到朝臣商量、调符派兵赶过去时，有可能一伙本来只有几十个人的带有黑涩会性质的小团体，就已经发展成真正意义上成百上千的起义军了。拿对付几十个人的兵力，去正面杠上浩浩荡荡的起义军，这不是搞笑呢嘛。
更糟糕的是，晋武帝罢了郡兵，却反而松了对各地藩王的管制。没有了郡兵制衡，上面又管的松，哪怕是没有野心的藩王，都有可能被养大野心，更何况那些本就野心勃勃、不服气让个傻子当继承者的皇子们。
纵观历史，“王不带兵”政策下的王朝中皇亲造反的几率，远远低于藩王有自己力量的王朝。
“要么地方和藩王都没有兵。要么地方和藩王都有兵。”卫玠的有限，只能到这一步。
拓跋六修却觉得卫玠已经很棒了，在幻境里道：“晋武帝的罢洲郡兵，为以后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哪怕在司马衷上位后，老臣们一看不行啊，重新又匆匆恢复了郡兵制度，羽翼渐丰的藩王也已经没办法被遏制住了，甚至因为恢复了的郡兵制而反弹的更加厉害。
什么贾南风乱政、九品中正制、世家门阀，其实都在其次。因为东晋搞的也是这一套，但东晋却成功蜗居南方，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论持久战了好几百年。虽然东晋始终没能打回长江去，但北方的几国也没能打过长江来。
好学生卫玠正襟危坐，努力记忆着拓跋老师教的种种东西，偶尔眉头紧锁，偶尔恍然大悟，脸上的表情比拓跋六修枯燥的讲述精彩多了。
频频被幻化成现代成年模样的卫玠吸引去注意力的拓跋六修，若不是能一心二用，指不定要出多少丑。
等拓跋六修讲完了，卫玠这才举手又问了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咱们这次的螟灾，并没有引发一系列的后果？”
“历史上，这次的螟灾也没爆发，只是引起了一系列的后果。好比我一直觉得石勒当年的家道中落，就是因为这次的螟灾而起。”
不管是晋朝内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是旁边的‘邻居’，都是受害重灾区，死的人最多，赈灾款项下发的却最少。
“更不用说这一次你祖父提前知道了大灾将至，已经做了尽可能多的准备。”
卫老爷子关注各种天灾，一方面是可以借机搞搞封建迷信，弄死一两个政敌；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他既然知道了未来，要是还没有做好赈灾、甚至是降低受灾程度的准备，那他也就是不是史书上那个忠允清识、有文武之才的卫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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