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嘉轩对这个解析不甚折服，来时蒙结在心头的紧张怯惧情绪却松弛下来，但愿如此更好。这时候他才感到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疲惫不堪，两条腿已经僵硬，须得用手扳着挪到炕边上。姐姐和言劝导他现在应该什么事情都不要管，家里族里的事都交给儿子们去办，这样年龄和这样身体（佝偻）的人只图心情宽畅就够了。白嘉轩说：“我早都不理事了喀！”朱白氏反驳说：“为一个梦，你黑天雪地跑几十里，还说不理事不操心哩！”朱先生要到前院书房去做文墨事，叮嘱白嘉轩说：“不过你要记住昨天的日子。”
朱先生绝妙而诡秘的掐算不幸而言中，白灵正是在这一夜走向她的生命尽头的。
在这个奇异的梦后十几年不到二十年的一个春天，五个穿四兜制服的干部和一个穿灰色军装的军人来到白鹿村，寻问白灵的家。村人把那六个人引导到白嘉轩门口，指着那个在台阶上晒太阳的像狗一样蜷弯着腰的老人说：“这是白灵她爸。”六个人接连和老汉握手。白嘉轩很不习惯握手拉胳膊的亲昵动作，甚至有点反感地说：“要说啥要问啥尽管说尽管问，捏我老汉的鸡爪子做啥？”六个人中的一个说：“老人家，我给你说件使你老伤心的事，你可得挺住——”白嘉轩不屑地笑笑：“你们小瞧老汉了！”那人就说：“白灵同志牺牲了……”白嘉轩“噢”了一声，微微扬起脱光了头发的脑袋，用只剩下一只明亮的眼睛瞅着蓝天上的太阳没有说话，有关女儿白灵的记忆开始复活。那人从提包里取出一块黄地上刻着“革命烈士”红字的牌子交给他，他接到手里看了看，依然没有说话。那六个人在他面前站成一排，向他行鞠躬礼。白嘉轩这时才问：“灵灵怎样死的？”六个人商量好了似的，全都不说死亡的具体情况，只是笼统地说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进行革命牺牲的先烈成千上万，赞扬白灵是个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好同志。白嘉轩接着又问死亡的具体时间。军人还是笼统地说：“十二月。”白嘉轩问：“你拿庄稼人的历法说。”军人抱歉地笑着：“拿农历说大概在十一月……”白嘉轩突然把靠在腿旁的拐杖提起来，往地上一拄，斩钉截铁地说：“阴历十一月初七！”六个人惊讶地面面相觑，问他怎么知道的？白嘉轩以不可动摇的固执和自豪大声说：“我灵灵死时给我托梦哩……世上只有亲骨肉才是真的……啊嗨嗨嗨……”浑身猛烈颤抖着哭出声来……
最终弄清白灵死亡过程的人是作家鹿鸣。这已经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白嘉轩也死掉了，自然至死也不清楚女儿灵灵死亡的具体情况。鹿鸣翻阅一本专事追述死亡英雄的《革命英烈》杂志时发现了白灵。
鹿鸣五十年代中期在白鹿村搞农业合作化时结识了白嘉轩，在白嘉轩的门框上看到过那块“革命烈士”的牌子。他写过一本反映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长篇小说《春风化雨》而轰动文坛，白嘉轩被作为小说中顽固落后势力的一个典型人物的生活原型给他很深印象。鹿鸣读了那篇追忆白灵生平死亡的文章，竟然激动不已，连着一周东奔西颠终于找到了文章作者。作者是一位满头白发的革命老太。老太太说她和白灵曾是同学，她和白灵一前一后被地下党转送到南梁根据地。白灵在根据地清党肃反中被活埋时，她正在接受审查，就住在关过白灵的囚窑里等待活埋。此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毛泽东亲赴南梁制止了那场内戕，她才幸免于难。那时候，白灵刚刚被活埋三天……
鹿鸣没有惊诧而陷入深沉的思考，更令他悲哀的是，在他年过五十的今天，他才弄清楚，白灵是他的亲生母亲……
白灵一进入红军在南梁的根据地，就有一种受虐待的小媳妇回到娘家的舒展和放松的畅快感觉。她一看见那些在坪场上操练的战士，就忍不住笑得弯下了腰。令她发笑的是红军战士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是当地拦羊汉常穿的黑袄黑裤；有的上身穿一件有垫肩的国军军官呢子制服，下身却是一条手工缝制的大裆折腰棉裤；有的上衣是已经开花露絮的破袄，下身却穿着乡村土财主才穿的暗花条纹绸裤。帽子和鞋更不讲究了，有的戴瓜皮红顶小帽，有的戴黑呢礼帽，有的戴狗皮毛帽，有的戴国军士兵制帽，有的裹一块白布或蓝布帕子。脚上蹬着的有布鞋皮鞋棉窝窝麻鞋和草鞋。服装已经不能看出主人的身份，吃饭也是一样的。无论士兵，无论大队长支队长乃至最高统帅廖军长，都在一个锅里舀取同样的饭食。没有椅凳，更没有饭桌，大家一律蹲在地上，围成一圈边吃边聊，为数不多的几位女队员，也习惯了和男队员一样蹲在一堆吃饭。白灵第一次端着打上了洋芋丝小米干饭的碗蹲下去时，忍不住又笑得差点跌倒。
白灵被安排做文化教员。一孔窑洞里摆着石头树根和顺地放着的木头，战士和军官轮流上课，轮流进出窑洞，轮流坐石头和木头。她的黑板是一扇用锅底黑墨染制过的门板，粉笔是用黄土泥巴搓成指头粗细的泥条；后来有热心的战士在山坡上发现了一种质地酥软的灰白色料礓石，写出字来跟标准的粉笔锭儿相差无几，从而代替泥条。战士们则一人一根树枝在地上练写。白灵在黑板上写一划，战士用树枝在地上划一划，给战士教会了“共产党红军为人民打日本救中国”这些字，而每个人的名字就得分别施教了。白灵面对那些稚气未脱的小战士，感到一种庄严和神圣，这些穿着五花八门连自个名字也不会写的大孩子，注定是中国腐朽政权的掘墓人，是理想中的新中国的奠基者，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孔土窑里跟她学会了读写自己的名字。她得到上至廖军长下至小队长的表彰，也得到游击队员们的拥戴，一方面是她出色的工作，另方面则由于她活泼开朗的性格。她给游击队员教字学文化，也帮他们缝补撕裂磨损的衣裤鞋袜，报酬往往是要求他们给她唱一支家乡民歌。这些大都来自黄土高原沟沟岔岔里的娃子，操着浓重的鼻音唱出一曲又一曲悠扬哀婉的山歌，令人心驰神荡。他们生硬怪异的发音，使她听不懂歌词的意思，常常一句一句、一字一字订正后才翻译成长安官用语言。她每得到一首便抄摘到小本上，居然收集汇拢了厚厚一本。她把那些酸溜溜的倾泄爱的焦渴的词儿改掉，调换成以革命为内容的唱词，只需套进原有的曲调里，便在干部和队员中间很快流行起来，有一首居然成为这支红军游击队的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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