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到了驻英使臣的任命之后，郭嵩焘便在出国人员的物色上着意安排，他很想自己的班子里多有几个真正了解外国情况，懂外国语言的优秀人才。总理衙门对此也是一样的考虑，一开始打算安排直隶候补道许钤身以副使身份随同郭嵩焘出国，郭嵩焘得知消息后并没有加以反对，因为他从侧面了解过，许钤身这个人还是相当不错的。不料连着几天，刘锡鸿跑来跑去，老是为了争这个副使的位子。本来郭嵩焘以为，刘锡鸿是他一手栽培的，这一次的出国机会难得，留个参赞的职位给他，也未尝不可。但刘锡鸿却一心想当副使。郭嵩焘对刘锡鸿的才能很是了解，一怕他能力欠缺，二怕别人说长道短，指责他搞“个人王国”，于是便推心置腹的和刘锡鸿谈了一次，请他谅解，谁料刘锡鸿一下子便翻了脸。
那一天，刘锡鸿跑到郭嵩焘的住处，一开口便质问郭嵩焘，他刘锡鸿为什么就当不得这个副使？口气全然不似老下属和老上司说话，令郭嵩焘大吃一惊。以为刘锡鸿吃错药了，怎么变得如此仗势欺人？且又是仗着谁的势了？几天后他才知道，刘锡鸿害怕向他要这个副使而不得，便耍了暗渡陈仓的一手，向李鸿藻请求去了。而李鸿藻恰恰想要在出国的人员当中安插一个心腹式的人物，对郭嵩焘进行遥制（上次安排洪钧做林义哲的副手，也是为此），因为在他看来，郭嵩焘一旦放出去，关山阻隔，万里迢迢，失去控制，将酿成大祸。而刚好刘锡鸿又死缠着这个位置不放，是以李鸿藻便顺水推舟的暗中成全了刘锡鸿，连招呼都没和郭嵩焘打一个。而这时郭嵩焘也才明白过来，原来刘锡鸿在京里没少走门路，后台也是硬得很。
而在得到了副使的正式任命之后，刘锡鸿虽然表面上对郭嵩焘仍然很是尊敬，一如继往的来门上走动，但他时不时的总会向郭嵩焘显露出他是在为军机、衙门效犬马之劳，你郭嵩焘就是知道了，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尽管二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从不斗嘴，不说长道短，不播弄是非，主要还是郭嵩焘从大局出发，要求自己修身养性，以免造成更大的尴尬。那时的刘锡鸿也算知趣，二人一时相安无事，甚至表面上看还和以前一样。
但国书的事，却令二人的矛盾最终公开化了。
在到达伦敦之后，郭嵩焘便前往英国外交部，拜会英国外交大臣德比，递交国书，而这时他也才知道这份国书的具体内容。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皇帝好，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眷念友邻，永敦友好，……特简派钦差大臣、署礼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郭嵩焘前赴贵国，代达衷曲，常驻贵都，以为真心和好之据。朕知郭嵩焘干练忠诚，和平通达，办理中外事务甚为熟悉。务望推诚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升平，谅必深为欢悦也……”
国书中关于郭嵩焘是什么人，派他来英国干什么，希望中英两国修好等等都一一说了个明白，但却对刘锡鸿这个副使只字未提。
实际上这事也不能怪起草国书的人，因为起草国书的人和总理衙门都熟悉国际惯例，公使一级的均无副使一说。但这么一来，刘锡鸿却不干了。
因为同样是国际惯例，觐见外国元首时，也只是正使的事，没有副使的份。而在郭嵩焘前往英国外交部递交国书时，便得知只有自己觐见维多利亚女王，刘锡鸿不用去。
刘锡鸿得知消息后十分恼怒，他认为自己这个副使实际上是和郭嵩焘这个正使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天朝派遗正副使节，本身就有相互牵制的意思，这是体制上的惯例，“国朝遣使皆正副并行，所以相维制也”，他认为郭嵩焘早就知道国书的内容却不告诉自己，是以在日记里愤愤的写道：“查国书未及臣鸿，曾与都中闻人言之，时正使以奉书先发，追不可挽。”刘锡鸿认为这是郭嵩焘有意要自己的难堪，本来他认为自己当副使可以“左右郭公”，但现在“外洋于副使则谓之帮办，听驱遣于正使。自出都后，体制从外洋，凡行洋人文件皆单衔，事事无从商榷，徒食俸薪而已”，因此甚为不满，对郭嵩焘的态度也变得恶劣起来。
尽管国书一事并不能怨郭嵩焘，但郭嵩焘还是尽力的做了补救，在郭嵩焘和英国外交部进行协商之后，英国方面同意郭嵩焘和刘锡鸿可以同时觐见，但由此二人的矛盾已然等于公开化了。
“今儿个我去拜会在英华商领袖陈氏，和他一同前往，可他竟然当着人家的面儿，说人家的儿媳妇是‘西洋之妲已’，结果自取其辱，被人嘲笑了一番，这回来的路上又和我别扭上了。”郭嵩焘叹道，“早知如此，不如不叫他去好了。他把人家得罪了个死，以后还怎么办事啊！”
梁氏听了郭嵩焘的话，立刻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一心要替郭嵩焘分担忧愁，略一思忖之后，问道：“筠仙大人（她还没混到能直接叫筠仙的地步），敢问这陈家，可有孩童？”
郭嵩焘一下子想起了小陈伟，不由得面露微笑，点了点头：“有，有，是个很招人亲的男娃娃呢。”他看了看梁氏，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问这个，“你怎么想起问他家有无孩童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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