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像是曾令岐老先生的家传中医这种，不过是凤毛麟角，极其少见。其余那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中医们，大多数都是被满清的奴性思想洗过脑子的没落文人，当然出不了什么大才，再加上后来纪晓岚编撰《四库全书》，将古籍改得一塌糊涂，留下的一些阴阳五行学说残缺不全，看得大家一头雾水不明所以，以此为根据的中医自然更是雪上加霜。
因此清末的革命者中，拿中医来开刀的人就很多，比如孙文和鲁迅等等，就是去国外学的西医，一提起中医来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所有的药铺给封了。
在他们看来，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中医，完全就是没有一点科学根据的，跟街头算命的江湖骗子们应属一个行当。
而当时的思想界大家如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也是力贬中医，主张西医。尤其是当民国创立之后，中医一度陷入了要被禁止的危局。
“提起这件事情来，当年还是有一桩趣事，就是关于梁任公的。”曾令岐说起陈年旧事，不由得想起了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情来。
提起梁任公来，大概了解他的年轻人不是很多了，只记得历史课本中有“戊戌变法”，语文课本中有《少年中国说》，这两个是跟梁启超梁任公直接有关系的。再看得细一点，便能够得知后来梁任公跟袁大总统世凯有点瓜葛，再后来，似乎跟满清逊帝溥仪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来往。
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梁任公是曾经代表过社会进步力量的，也是当得起大师称号的人物。至于后来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的眼光去分析的，不能够因为一点瑕疵就抹杀了他当初的那些功绩。
哦，这个扯得有点儿远了。
梁任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其政治或学术著作一经发表，即刻风行当代。他有一支带情感的笔，写出的文章说理明晰，所谓情理交融，如时人所称赞，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那时的梁先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可谓是粉丝无数。
他到大学讲演，蓝袍青褂，身材魁伟，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演有许多手势，以助表情。引用书文时，并不看原著，便成段诵出，背不下去时，便指叩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着讲下去。
那时的国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觉得不听梁先生的话，肯定要犯错误。
一九二一年，一个奥地利提琴大师来京演出，梁启超便在《晨报》撰文推荐。他指出，如果不前去东城真光电影院聆听这位音乐家演奏西洋名曲，便是没有文化水平的野蛮人！
于是京城大中学生典当衣物，都去购买售价昂贵的入场券。总统黎元洪也认为自己决不是野蛮人，竟在影院包了一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西洋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
由此可见梁任公的魅力何其之大了。
不过就是这位梁任公，却跟中医一直过不去，但是对西医却极为推崇。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堪称推崇宣传西医第一人。他早就撰文比较过中西医之优劣，认为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学堂通课，皆兼卫生”。基于这种理念，他生病的时候就拒绝中医治疗，而极力接受和新任西医。
当年梁启超梁任公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奈何梁任公总嫌费事，一直拖着没去。
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
梁启超之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道：“不一定是癌吧？”
医生回答说：“不一定不是癌。”
再问怎么治？医生说要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
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
当时的报纸对此大肆渲染，说梁启超入院检查后，医生说不出病原。又经过好几个医生的诊视和推断，这才认定病在右肾，说上面有肿物，要是不将右肾取去，肿物势必日益膨胀，将来总有割治的一日。所以开割是早晚难免的事情，虽然四五年内还不要紧，可是晚治总不如早治，至少早治可以免去有变成别种病症的危险。
于是，腹部剖开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
他们忽然又发见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
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
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
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大洋。
“此事在当时惹起了很大的风波，梁任公的弟弟，以及当时的文化界名人陈西滢和徐志摩等纷纷撰文嘲讽西医，而鲁迅也站出来针锋相对，力挺西医，直斥中医之荒谬，吵了一个不可开交。”曾令岐对曾程说道，“私下里，梁启超先生对家人说过，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做，也曾说过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但面对公众舆论，他还是发表了为协和、为西医、为科学辩护的文章，因为他怕社会上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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