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八室是专门监察中南六省的，权大着呢。您干嘛跟他们抬杠，我们办完案就走，用不着得罪人。”
刚走进房间夏莫青就愁眉苦脸地埋怨起来。
韩大处长关上门，翻出警服，轻描淡写地说：“京官怎么了，京官就能给别人脸色看？我们是来帮忙的，是他们的客人，应该受到礼遇，而不是被呼来喝去。”
李国峰刚才是有些盛气凌人，搞得像多大领导。
想到连省领导对处长都客客气气，哪受过这脸色，夏莫青不禁问道：“处长，这么说他没能给您一个下马威，倒被您来了个下马威。”
“算不上下马威，就是提醒了一下，我们不是他们下属。”
“然后呢？”
“然后见到一个说了算的，姓孟，好像是一个副主任。女的，比较通情达理，确定了一下相互之间的关系，简单了解了下案情。等她们审完我们审，我们审完就走，去东名实地调查，不跟她们掺和。”
“您不喜欢这儿？”
“知道的越少，麻烦越少。有个罪名叫什么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党的文件一份没看，跟我扯不上任何关系。这里是军营，她们又是中纪委的，从头到脚、从里到位全国家机密。我有老婆有孩子有家庭，犯不着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所以离她们远点好。”
谁都知道余高官是他的靠山，谁都知道政法委彭书记和康高官跟他关系好。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也不知道三位省委常委会不会失势。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夏莫青赫然发现他考虑得很全面、想得很远，不然绝不会如此谨慎。
事实上她想多了，韩大处长只是不太喜欢纪委这个部门，认为刑事案件应该交给公安部门办，贪污腐败应该由检察院反贪局查处。更重要的是，张琳和瑶瑶去香港他不太放心，想早点把活儿干完跟家人团聚，一分钟也不愿意在这个荒山野岭多呆。
进卫生间换上警服，去餐厅吃了点饭，李国峰通知他们可以去审了。
嫌疑人在后面一栋小楼里，戒备比前面更森严，不仅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而且随处可见监控摄像镜头。
涉事官员接受24小时监控，要在房间里接受没完没了的盘查，毫无自由可言。房间墙壁用海绵等特殊材料制成，既隔音又能防止他自杀或自残。
贪官怕“双规”，这里条件虽然比看守所不知道好多少倍，据说伙食都比办案人好，但谁也不愿意来这儿。张贵洋很憔悴，看上去有六十岁，面对几个从未见过的警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李国峰坐到一边，提醒道：“韩处长，开始吧。”
赖在这儿不走，难道我们会刑讯逼供？
韩大处长懒得再跟他计较，干咳了一声，不紧不慢地说：“张贵洋，警察办案跟纪委不同，我们眼里只有嫌疑人和被害人，所以只能直呼其名。你习惯也好，不习惯也罢，反正我们不会有第二个称呼。”
韩均亲自审，常乐坤做笔录，夏莫青和“801”唯一的犯罪心理学家詹升荣负责观察，分析其有没有说谎。
这么年轻的“白衬衫”，张贵洋有些意外，但现在不是好奇的时候，也没心情好奇，脱口而出道：“我没杀人，小赵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尸体怎么会出现在你房子里？”
“担任副市长和市长时得罪过很多人，肯定是有人想报复，故意杀人嫁祸。”
不假思索，对答如流，一脸无辜。
韩均无法判定到底是不是他杀的，托着下巴道：“张贵洋，有人想报复很正常，可是故意杀一个人嫁祸你就有些说不通了。首先，他跟你要有多大仇？其次，他既然能对一个无辜女孩下得去手，为什么不直接杀你？”
张贵洋被问住了，愣了好一会儿才如丧考妣地说：“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反正小赵不是我杀的。”
“好吧，我们换个话题，说说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四个多月前，参加市里一家房地产公司搞的一个奠基活动。活动快结束时，小赵突然跑过来说她跟我是老乡，一直很尊敬我，看到我很激动。听口音确实像从老家过来的，我们聊上了。”
韩均趁热打铁地问：“聊了些什么？”
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没什么不能说的，况且已经说过无数次。
张贵洋暗叹了一口气，一脸追悔莫及地说：“我问她多大，在哪儿工作。她说21，在师范学院念大四。我问她怎么会参加奠基仪式，她说她在房地产公司兼职，利用业余时间帮着推销房子。见她长得挺漂亮，又是老乡，刚准备管她要电话，她突然有事跑了。”
“就这些？”
“就这些，当时有很多人，你们调查一下，参加活动的人可以给我作证。”
“名字呢，不可能连名字都不留吧？”
“她说过，我忘了，实在记不得。而且每天接触的人太多，我养成只记姓不记名的习惯，管她叫小赵。”
领导就是领导，连别人名字都懒得记。韩均捋了捋他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接着问：“说说第二次见面。”
张贵洋很配合地交代道：“过了大概二十多天，我在路上等绿灯时碰到她，应该是她先看见我的，她也在等绿灯，敲了敲窗户，挥手跟我打招呼。看她是步行，我车上又没人，就让她上车，准备捎她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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