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这些大学教育能够不被战争打乱，为了保证这些教授和大学生的身体和营养。苏联人最终同意了将东迁大学的一部分，迁移到物资供应保障相对稳定的中国东北继续开课。作为交换，这些大学将增加在中国招生的数量。
随着四三年苏联国内出现灾荒，供应匮乏情况进一步加剧。在紧急与延安商议之后，按照东北的承受能力，苏联人除了四二年下半年迁移的部分大学之外，又紧急迁移了十六所大学进入东北作为临时的教学点。
甚至在莫斯科保卫战结束之后，因为战线并未远离莫斯科，而留在乌拉尔地区的莫斯科动力学院、莫斯科财经学院、莫斯科钢铁学院也迁移到了东北。新成立的石油学院，则压根就转到哈尔滨成立。
不过尽管苏联方面接受了中国同志的好意，将一部分大学转到中国东北。但是这些大学的所有研究所，无一例外的都被留在了国内，一个也没有迁移到中国。即便是农业研究所，也都留在了国内。而且迁移到东北的大学，很多都是师范类的大学。
尽管大批的苏联师生进入东北境内，极大的加重了东北的负担。但杨震依旧认为这个协议，相比抗联向苏联方面选派留学生还是划算的。中国人的确需要航空工程等专家，但一样需要铁路和交通，电力与水利方面的专家。
对医生的需要，也一样的有着大量的需求。农业专家，也是一样缺乏的。只要苏联人答应将这些大学对中国人招生，那就是一件好事情。中国人有了借鸡下蛋的地方，更有利于培养自己的专业人才。
管他什么大学，只要能招收中国学生就好。不过杨震经过与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再三商议之后，还是将选派学生的重点放在几所工学院和医学院上。至于原来的一批原定于回国担任教授和讲师的原留学生，如果考上硕士以上的学业则让他们继续攻读。
而在此协议签署完毕后，中央也在秘密协调各个沦陷区党组织，让他们协助抗联做好在沦陷区招生的工作。保证能有足够的生源，以尽可能的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进入苏联的大学深造，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
事实上苏联人虽说要求在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大学立即迁移回苏联境内。但是有几所德国占领区内的大学，直到四八年之后，那些位于苏德主战场的城市彻底完成重建，才陆续的搬迁回国内。
这个补充协议中关于教育方面的部分，在整个战争之中一直在执行。苏联人也的确加大了对中国留学生的接收数量，并且将一部分以前并不对中国人开放的大学和学科，也对中国人进行了开放。
直到整个二战结束之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也没有中断。以抗联选派留学生为起点，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以及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培养了大批最急需理工科人才，尤其是国内奇缺的工科人才。
没办法直到建国之前，国内大学全部都加在一起，培养的学生有七成是学文的。剩下的三成搞基础研究的理科，又占据了大部分。学习工业建设最急需的工科的学生，数量最多也就占据一成的比例。
别说现在国内的工科毕业生，能来到东北的不足三分之一。就算国内所有的工科大学生都来东北，甚至连眼下的工业建设所需人才都无法满足。没有人才所有关于工业方面的设想，都只能是一堆永远无法实现的幻影。
国内大学所谓的大师的确数量众多，但是这些大师即搞不了科学研究，又无法真正的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知识。苏联模式虽说有弊端，学科的划分过于精细，很难培养出西方那样的全科人才。但是最起码解决了供与需之间矛盾，保证了建设所需的最基本人才需要。
至于所谓的人文自然、历史、哲学、社会学一类的科学，还是等解决了工业化最急需的人才之后再说。后世有人指责建国后，中国的教育体系无法培养出大师。原来杨震还很是深以为然，以为的确是中国建国后的教育体系出了问题。
但真正回到这个时代之后，杨震却发现当年的高等教育体系改革，除了特定的历史原因之外，更多的是国家为了改变工科人才奇缺的情况，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人才缺口过大，才是调整真正的原因。
苏联模式的弊端，当初的领导人也许不明白。但是苏联那种批量式的培养模式，却是成为解决当务之急的最便利手段。在所谓的质和量之间，尽可能的找到一种平衡，以解决国民经济建设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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