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在登州，各种报纸杂志就有二十余种。
在繁华的经济之下，登州到处都能见到各国之蕃商，甚至有大量的蕃商落户登州，在此开店设铺。
登州拍卖行每周一次的大拍卖，都能涌入上万人竞拍各种珍贵商品和新技术。
登州竞技场如今的马球联赛，每次比赛都能吸引数万人观战。
如今光是登州一城的商税，已经是骇人听闻。登州海关去年一年的海关税收，就达到了六百多万贯之多，这笔钱，甚至是当初广州市舶司的十倍之多。
而整个东北道如今的商税因战争原因，上升到十税一，去年一年东北道的商税加起来就高达三千余万贯。
更何况，登州大量的工坊都是属于李璟的作坊。去年一年，这些作坊创造的利润更多达一千余万贯。
而且现在官方还有十支远洋船队，每支船队都超过二百艘海船，一次出行人数至少五千余人，十只商队就足有五万余人。而且在国内也还有数十支商队。
光是这些商队去年一年就给李璟带来超过一千万贯的收入。
乾符五年，李璟藩镇的财政收入达到了四千余万贯，其中赋税两百余万贯，另外盐、茶、铁、矿税加起来三百余万贯，而关税达到一千万贯，工商税更高达三千万贯，加一起，财政收入四千五百余万贯。
另外，大量的工坊商铺，还有远洋的船队等，为李璟私人赚取了三千余万贯的利润。
幕府虽然一面移民开发东北，一面不断扩军，支出海量，但李璟私人内库的收入加上藩镇财政收入，多达七千余万贯。这个数字，已经极为惊人。
唐玄宗时，钱粟绢等加起来岁入五千余万贯。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全国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德宗时全国一年钱三千余万贯，米两千余万石。
唐德宗时米价从一百到一千都有，按如今登州普通米价，这两千余万石米，也值一千余万贯。若是按德宗时米价算，这两千余万石米，更是能值五六千万贯钱。
而李璟的税收，则已经不收实物，全部收钱。不过李璟拥有巨大工商和海贸税收为主体，虽然只占据了天下十分之一的地盘，但税收已经达到安史之乱后的德宗时代全国税收的近半。
依靠着工商和海贸的巨大利润，幕府和李璟的内库丰盈。
而大量的百姓涌入东北，分田垦地，向幕府供给大量的粮食。同时，更多的百姓在工坊矿山工作，创造了更多的税收。到此时，登州为东北道最富，而东北道又为全国最富庶之地。幕府拥有了大量的自耕农以及工人，更产生了大量中产人家。
中产以上人家更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牲畜。
特别是夺取东北之后，幕府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得以分给百姓，使得逃户隐户都分得田产，成为纳税百姓，也使得土地兼并问题得以缓解。自耕农大量增加的同时，工商业的极大发展，使得幕府通过工商和贸易赚取了大量的钱财，转而用这笔钱稳定治下的粮油布盐等民生物品价格，并用以支持幕府大规模的移民和基础建设，反哺农业，使得普通百姓的负担减轻。
李汭已经有些看明白了，李璟完全跳出了旧窠，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子。
不过工商业的极度繁荣，也让李汭敏锐的察觉到这里依然有着隐患。
然而，这里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隐患还不清楚，但这个隐患明显在他有生之年也许是看不到爆发了。
现在，他能看到的是，三十州一百县的五百万百姓在交口称赞‘李大人’，李璟的声望在整个东方无以复加。加征和杂役被取消后、重新获得土地后，百姓无不感恩截德。没有人会把这些功劳归到李唐天下，不会归到大唐天子，他们只会感谢李璟。
商人们虽然如今缴纳着十税一的税，但在李璟的治下，缴的税与他们赚到的钱相比，就不值一提了。更何况，在李璟治下，除了钱财上的丰厚收获外，李璟给予商人的地位和待遇，也是大唐其它地方都不可能得到的。在这里，商人们赚钱纳税，纳的多甚至能成为贵族爵士。能够堂而皇之的与官员、文士们并列同堂。
而李璟麾下的将领军人们，也一面享受着高薪厚赏，一面也享受着极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军队不再是下贱的职业，反而成为最光荣的职业。李璟一面给了他们丰厚待遇，一面给了他们极高的社会地位，试想，谁还能让这些兵卒改变效忠的对象？相信，只要李璟一日不更改对这些军人的待遇和地位，这些军人就一定会坚守不移的继续拥戴李璟。
李汭当初支持李璟，却成就了一个曹操、司马昭、刘裕！
他当初支持李璟，是想让李璟助自己成就大业，可现在，却反而扶出了一个大唐的覆灭者。
事实还真是如此的讽刺，李璟如今向他证明了他当初的眼光确实没错，选到了一个极佳的人才。可李璟今天也向他证明，他的眼光实在太差，居然没有发现李璟居然会有今天。
李汭这几年呆在登州，已经越来越清楚的看清了李璟。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从一开始他就在为今天而努力。李璟从没有想过忠于李唐，似乎从一开始，他就在为推翻李唐做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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