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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元年的帝国农业得到了极大的恢复，虽然天子只是在播种和收割的那一日身穿布衣辛勤终日，其他时候都是让宫中出身农家的宦官杂役代为耕作，间或让南宫官署的帝国官僚们下田劳作一番。但是这其中的意义却是难以言喻的，对帝国各地郡县的官吏们来说，天子身体力行的举动无疑比起劝课农桑的诏书要来的更让他们明白天子对农业的重视。
当凉州的捷报从雒阳发往帝国各地的郡县时，正是秋收的尾声，对于还有着属于自己土地的帝国百姓来说，今年是他们过得最踏实的一年，平时动辄吞并土地的豪强们在新天子登基后收敛了不少，至少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公然明目张胆地横行不法，而郡县的官吏们也勤快了不少，经常巡视农田，并且领着郡国兵修缮水利和灌溉设施。
颍川郡，看着封入库内的粮食，担任太守的司马隽总算是松了口气，自从儿子写信告诉自己天子对今年的秋收极为重视，他就一直不敢怠慢，时常去下辖各县巡视，生怕中间出了差错。其他地方，不少的官吏也和他一样，得到了雒阳为官的亲朋好友的告诫，要么就是被上司严厉的盯着，总之今年帝国秋收时征收赋税时，很少有地方官吏敢虚报数目，或是从中侵吞。
而不少地方豪强也是足额交了赋税，当然他们隐瞒的人口所折算的赋税依然没有算进去，不过比起过去孝桓皇帝时，帝国在建宁元年收上的赋税足以让尚书台和南宫官署里专门负责国家财政的大司农曹嵩和他下属的官吏们拊掌欢庆了。
相比粮食的丰收，平定羌人的十年战争的结束则让帝国的财政得以喘息，过去居高不下的军费开支总算可以减去了，这样来年就可以有更多的余钱可以用于兴修水利，进一步恢复农业。
雒阳南宫，嘉德殿内，担任大司农的曹嵩在朝会上公布了今年秋收时国家实际收到的赋税，建宁元年全国共有开垦田亩730万顷，亩产2.2石（汉有大小亩之分，收取赋税时算大亩），总产16万万石，折算了算赋，口赋和更赋等人头税为粮食征收后，从以前的三十税一变为五税一，收取的粮食应为3.3万万石，实收2.5万万石，其余则为豪强上缴的五铢钱，折合为40亿钱。
光从数字上来说，收上的赋税无疑是庞大，可是在去除来年整个帝国官吏和军队的俸禄和军饷后，财政上的结余也只剩下8000万石的储粮和3亿钱，考虑到帝国严重的流民问题和可能发生的天灾，几乎等于没有盈余，不过尽管如此，对于陈蕃，胡广这些过去年年在为赤字而忧心忡忡的中央官僚们来说，这已经可以算是值得普天同庆的好消息了。
帝座上，刘宏心里暗叹了一口气，这样的财政状况，若是他也和以前的孝桓皇帝等人一样，荒于政务，安于逸乐，恐怕等着自己的就是严重的财政赤字。
看着殿内振奋的群臣，刘宏自然不能扫了他们的兴致，更何况能有盈余也算是个好的开始，讨论完赋税的问题以后，关于段颎，张奂和驻扎于凉州的帝国部队的裁汰就拿到台面上来谈了。
自光武皇帝中兴以来，帝国的国防政策总体是处于保守的，甚至称得上消极，定都雒阳以后，不但郡国部队和边防军被大量裁军，就连中央军也进行了调整和缩编，尤其是罢郡国都尉官；罢郡国轻车、骑士、材宫、楼船士及军假吏；罢边郡亭候吏卒这三条政策，直接导致边防武装力量衰退，国无常备之兵，士卒缺乏训练。
现在段颎和张奂两人勒兵十万，不但是个严重的财政负担，而且对于以山东士人为主的帝国官僚团体来说，这两名山西将领手中握有兵权也是件不让人放心的事情，毕竟自孝章皇帝以后，边地就再也没有如此规模的军队。
对于官僚们的担心，刘宏自然知道，削减裁撤部队是必然的，可是要将段颎和张奂明升实降的调入雒阳，他却无法同意，目前逢义山的大捷虽然使得东羌和西羌各地平复，但是难保两人走了以后，羌人会再次降而复叛，而且那抓到的七万羌人战俘，他也不打算像以前那样放了，而是全部作为奴隶来修复凉州以及山西地区破损的驰道和一些大型工程，没有段颎在那镇守，他如何放心使用那七万战俘。
胡广看着天子越来越阴沉的脸色，看着正在讨论着给段颎安排官职的几个同僚，知道天子恐怕是不同意将段颎和张奂两人调回朝中了，这个时候还是由他出面开口比较好。
“陛下，臣以为将破羌将军和护匈奴中郎将调回朝中并不妥当。”随着胡广这个历事六朝的司徒开口，所有的大臣都是看向了他，不知道一向奉行中庸的他为何会这样明确地表示反对意见。
“自延熹元年开始，羌人降而复叛已经数次，如今破羌将军虽重创羌人，可是难保大军离开以后，又会生出反复来，臣以为还是让两位将军继续留着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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