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徐先生在电报里没有说查出之后怎么办,他这封电报就是来和先生商量对策的。现在为了隐蔽组织,他只是让吴葆初牵头,由他出面请洋医来查找死因。”
“吴葆初是谁,好像很熟悉,他是我们的人?”
“他不是我们的人,他是之前淮军将领吴长庆之子,时人称其为四公子之一。”
“他不是我们的人,还会帮我们办事?”
“先生,会的,前年苏报案的时候他还四处为太炎先生、蔚丹等求告。”
刘伯渊这么一说,杨锐便明白了。这是一个异于后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不是个体自立的,而是被各种关系和思想禁锢在一块,父亲犯罪儿子如果不全力隐瞒就是不孝,同乡求告要是见死不救那就是不仁,朋友有难不一起担待那么就是不义,当然很多人只是嘴上这么说,真正做的却是另外一套,但实际上还是有不少人会按照这种道德律行事,毕竟这都已经几千年了。
基于这样的逻辑,吴葆初在维新的时候和章太炎交好,所以吴葆初即使知道章太炎犯的是灭九族重罪也是要救,而虞洽卿即使已经猜到杨锐很有可能是一个反贼,但他还是装着不知道,甚至假如哪天杨锐被抓,他不挑头出来营救,那就是不仁不义。这其实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所有人都被仁义道德、忠孝节烈捆绑着,更有着同乡、同窗、同科种种扯不断的联系,这里面的人没有立场只有情谊,除了真正的深仇大恨,做人处事都会留那么一线,全然不是后世那种只在钱上面有关系其他一切没关系的模样。
在这样的社会里。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的集权政党还是很难的,因为会员无法割断这些原有的联系,组织的纯洁性、独立性无法长时间保证……不过现在复兴会在爱国主义的号召下、特别是在东北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已经脱离了这样的牵绊,可是如果回到江浙那边闹革命,这种看不见的思想绳索又怎么斩断呢?虽然自古有大义灭亲的说法,但是这种大义其实也是道德的一种,所谓三纲五常里面的纲常也是有高下的,大义灭亲以及忠孝不能两全其实就是为了君灭了父而已,难道真的要把前明后裔的弄出来。然后对大家说:一切为了皇上?这也太……
杨锐不知道的怎么的就想出了这么一大段东西,而对面的刘伯渊见杨锐明显的走神了,他也就停了下来。不过只待等了一会,杨锐便说道:“小徐还没有想好查出毒发身亡的话之后该怎么办?”
“是的,先生。”
“如果蔚丹是毒发身亡。那么就走司法程序,把证据准备好。找律师向租界公廨控告巡捕房谋杀!”
“司法程序?控告巡捕房?打官司吗?”刘伯渊很是疑惑的看了杨锐几眼。他怀疑杨锐还处于之前恍惚的状态下还没有好过来。在租界和租界巡捕房打官司,这……
“别这样看着我。打官司只是造势而已,为的是事情闹大,只要我们这边提起上诉,租界公廨不接,那么报纸就可以说他们心里有鬼。坐实他们的罪名;他们接了那更好,有验尸的报告在,他们判我们输了,那么不但连巡捕房。就连租界工部局都会威信大跌,如果他判我们赢了,那就要交出凶手。”
刘伯渊似乎有些明白了,西方的那一套逻辑虽然和中国的不同,但也是有其固有的缺陷,从这个缺陷出发,自然能有所作为。
“不过要这样做还有几个前提,一是要把蔚丹的父母接过来,因为要以他家属的名义起诉,再是要把证据、包括那个请来的医生保护好,最后是操作这件事的这些人,除了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之外,还要告诉他们要坚持到底,因为事情一闹大,到时候官面上的、私人情谊上的都会参合过来,或说这样会挑起外交纠纷、或劝原告息事宁人,这些都要事先防范。其他则是我们掌握的各地报纸,要全程报道,全面跟进,把舆论掀起来。前面告巡捕房的时候不要着重说什么革命,就说是洋人故意毒死了中国人,这样百姓都会被挑起仇恨,事情越闹越大,工部局就越有可能会弃卒保车,把背后的满清推出来。这个时候,报纸宣传的重点就是满清的恶毒**了。”
杨锐说的时候,刘伯渊不知道从那里变出了一个小本子,详细的把杨锐的话记了下来,待他记完,又问道:“其他都好解决,要是工部局不把满清供出来呢,比如审到最后不了了之,或者干脆就审个几年怎么办?”
“很简单。那就是抬死人压活人了。”杨锐声音一沉,目光锐利了起来。
“我明白了。要是不了了之,就认定工部局和满清是勾结在一起的。”刘伯渊说道。
“另外,电报局的人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如果能从和这件事情有关的电报里找到满清幕后策划的证据,那就更好了。”
虽然现在复兴会大部分都是用无线电报,但是有线电报也是关注的重点,电报局按照惯例在发完电稿后都会留一份底稿,复兴会在里面的人应该能拿到。甲午之时李鸿章在马关谈判的密电就是这样日本被窃取的,当然重要的官方电报都是加密的,不过甲午的时候有汪凤藻,现在复兴会也有徐锡麟,作为江宁布政使恩铭的亲信,一般官用的密电码他还是能拿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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