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公司干股分配计划在内阁讨论之后，便以中旨发布出来。其中内阁、都察院、兵部都分到了百分之一的股权；户部、工部、工商总署、交通总署各分到了百分之零点五。
如此分配正是形成了以兵部、内阁为主干推动，户、工、商、交为枝干辅助的南洋开发体系。为了维护所有人的利益，都察院也拿到了主干待遇，正是要靠他们确保南洋的吏治健康，保护工商发展。
李遇知终于得到了致仕许可，同时还皇家分到了百分之零点五的分红权，在他有生之年都可以领取，以此感谢他为大明做出的贡献。至于致仕后的加衔和待遇，也仍旧没有落下分毫。
朱慈烺借着南洋公司分红的热浪，顺势发起廷推。在内阁诸臣和皇太子殿下的鼓动之下，周应期、蔡懋德、袁继咸三人顺利入阁，如此内阁阁员终于达到了六人，属于正常编制了。只是这三人晚了一步，内阁的一万两分红已经作成四份，李遇知、吴甡、孙传庭、蒋德璟每人拿了两千五百两。
这笔银子仍旧是存入了帝国银行，发给众人纸币，超过五百两银子的提兑只需要提前三日预约便是。
即便是家中涉及海贸的蒋德璟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了。大户人家走海，一方面要担着干系，另一方面也有分文不得的风险，每年所得利润无非数千金。如果一手拿着朝廷的分红，一手在南洋置办地产、实业，非但规避风险，更是本小利大的好门路。
崇祯二十一年五月，筹备已久的各地市舶司终于等到了《崇祯开海令》，宣布大明从北到南一应开埠港口可以接受外国商人交易。不过交易有额外限制，那就是所有外国商船必须使用帝国银行发行的合法纸币才能从中国购买商品。
当然，并不是所有市舶司都受此影响。北部的市舶司主要是面对朝鲜货物入关征税。这部分贸易大明是买家，所以支付的是白银。只有南方的市舶司才是出口重镇，需要大量的纸币供应。
这部分纸币是帝国银行特别督造，以“外”字号打头，禁止兑换白银，但可以用来缴税。外商用白银换取纸币，然后纸币只能在购买中国货物。这看起来十分吃亏，但面对高额利润，葡萄牙人仍旧愿意进行交易。
他们甚至还开创了国际金融贸易。
开始时，葡萄牙在澳门的金匠们用其本国货币埃斯库多，从在中国任职的同胞手中收购白银，或者直接收购纸币，然后将这些纸币高息贷给本国和外国的商人。因为大明禁止流通外国货币，所以这些埃斯库多仍旧在银行之中，只是账面上有所改动。
这样的无本买卖很快引来了其他商人的觊觎。
广东的商家开始自发地从越南等地收购粮食，或是在张家口等地建立屯田，用以换取北边的纸币，正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开中法。这些纸币被视作购买许可，所以能以百分之十的溢价出售给外国商人。粮食即便不能赚到钱，也绝不会亏，所以光是转卖纸币的收益就有百分之十的纯利。
无需上税的纯利。
有百分之十的纯利，江南逐渐开始有人将大量白银存入帝国银行，以至于蒋臣为纸币的供不应求感到痛苦。
大明现在一共有十余个造纸厂承担币纸制造，三个印刷厂全力印刷纸币。即便如此，纸币产量仍旧得不到满足。
“殿下，必须印制大面额的货币了。”蒋臣进言道：“而且必须是禁止回兑白银的纸币。”
朱慈烺对此还能说什么呢？欧洲对丝绸、茶叶、瓷器的购买欲之强让人惊讶，为了满足货币需求，刺激外销，印制大票面的货币符号是势在必行的事。
“先印一百万两面额一千两的纸币吧，禁止兑购白银，其他一如国内小票纸币。”朱慈烺道。
在中国商品的刺激之下，原本已经渐渐低落的白银流入，竟然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虽然西班牙禁止白银外流，但比索和印度卢比仍旧被大明吸入金库之中，换走一张张印刷精美的纸币。
荷兰人在丢了台湾之后，虽然扬言报复，但是其本国与英国的海上霸权争夺愈发激烈，摩擦渐多，如果没有意外，原历史剧本中的英荷海战将如期上演。既没有军力攻打大明，又没有足够量的白银交易，荷兰人在东南亚经贸体系岌岌可危，终于让葡萄牙人看到了夺取爪哇的可能。
不过这些并非朱慈烺的关注点，朱慈烺更注意江南白银的入库情况。
华夏作为一个贫银国，在明中期之前的历朝历代都是以铜钱为主，白银只是作为大宗交易的辅助货币。之所以在明中期之后白银迅速成为国家主流货币，正是因为南方势家通过海贸积存了大量白银。他们不可能把白银全埋在地里，还得用出去，这就是白银成为主流货币的真相。
张居正秉政时，举国以白银缴税，正合南方势家的心意，却极度加重了北方农民的负担。因为北方白银紧缺，兑价高昂，国家收税又只收白银，使得粮食等于变相跌价，为了完税，农民必须贱卖粮食，最终导致丰年破产的惨状发生。
鉴于天灾人祸，朱慈烺对北方诸省的政策仍旧是粮、币双向扶持。对于失地破产的农民，吸入各种官办、民办法人组织，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得报酬。对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自耕农，则给予口粮补助。对于达到了纳税资格，但缺乏纳税能力的小地主，则还要辅以技术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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