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年四月，整整一个月的春蚕战役落下帷幕，各家都开始清点所得。让人觉得愉快的是，除了蚕庄附近的蚕农没能买到足够的桑叶，收入受损，其他各地的蚕农都有不同程度的丰收。
这些受到影响的蚕农并不多，损失也不大，因为皇太子包桑园买梢叶的事在养蚕之前就已经公布了，各家都有意识地少养了几张布。即便如此，皇太子也给这些农家一个机会，让女人们进入新开的缫丝厂帮工，包吃住不说，月钱也给到了一两银子。如果愿意领取纸币，还可以用这一两银子的纸币在厂内买到价值更多的日常用品。
每个主妇都是天生的精算师，她们很快就厘清了纸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更乐意用纸币买厂内供给的白面糕点，转手就能多赚一倍的利润。
朱慈烺在临走之前参观了刚刚建成第一期工程的缫丝厂，共有一百三十个工作台。缫丝手法和程序，与农妇们在家缫丝的土法并无不同。
只是两个关节被宋应星改了。
其一是改手摇为脚踏，解放农妇的双手，同时也让动力更加均匀，体能分配更合理。这本是唐宋之交时就有的，只是因为体积大，丝口多，小户人家茧少用不上还占地方，此时放在厂里却是最好不过。
其二便是一改火炉煮茧，而用锅炉烧出的循环热水烫茧。
茧本身是由丝胶将丝粘在一起形成的，就如同邮票贴在信封上一样。
缫丝首先就要把胶溶解，就好比揭邮票一样。
农家土法是用炭火煮茧，温度不能恒定，影响出丝量和质地。又因为水不能常换，还会污染丝色。新被命名为“杭州缫丝一厂”采用了统一循环供水，尽量控制缫丝用水温度稳定，水质洁净新鲜，因此丝粗细均匀，丝色洁净有光泽，缫出来的丝都是品质上佳的优等丝。
虽然郑芝龙连发黄的陈年丝都能卖到日本去，但谁都知道丝质越好，价格越贵。
这座名为缫丝一厂的“工厂”仍旧是采用了“你提工序，我来改进”的思路，走的是集中、精控的路线。对于生产力提升显著，但要说进入了蒸汽时代却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所有动力仍旧是人力为主，锅炉的作用只是烧水，蒸汽机也不过就是提水，供水而已。
即便如此，许多大户仍旧将目光投到了蚕庄和缫丝厂上。如果不是因为皇家产业，恐怕早就不顾矜持地一拥而上了。
诚如皇家的一贯做法，朱慈烺留下了田存善担任蚕庄和缫丝厂的总管太监，非但要抓紧时间养夏蚕，同时还要扩大缫丝厂的规模，尽量多收蚕茧。如此才能打击农家作坊式生产，让更多的农民寻找新的增收之路——比如招工。
田存善是朱慈烺用心“驯养”出来的，十分可靠。他接手这个工厂和养殖基地之后，除了要保产量，还要树立起“公开公正”的形象。将厂子里的一应收入、支出发在《缫丝厂通报》上，细致到了每个女工喝的盐糖水份额。
这样的做法不光稳定了工厂的人心，让工人在重体力和糟糕工作环境下能够努力工作，同时也杜绝了中间管理层徇私舞弊，保证厂子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工厂和蚕庄发出这样的通报之后，让杭州的大户们也看在眼里，纷纷请田存善出去应酬，希望能够将钱存在柜上。
谁都知道，如果能养第二季蚕出来，成本更低，收益却是更大。
“我劝你们也别着急存钱。”田存善道：“不如先看一年，看看咱的夏蚕、秋蚕养得起来不。若是真能养起来，也不用提存钱的事，少不得还能卖些股份给你们。”
众大户来存钱非但是为了获得利息，也有想攀高枝的意思。能否获利姑且不说，光是缫丝厂自带的“部照”就值一大笔银子。
这还要说明大明的商业体系。
为了方便收商税，商品贩卖要经过牙行，或是专门的产品行会。比如蚕农是不能自己直接兜售生丝给机房的，只能卖给丝行，然后由丝行转卖。丝行由此获得了巨额利润和定价权，当然也会引起别家觊觎。
那些有背景的势家，会自己取一张“部照”，由此参与到生丝贸易之中。
对于只有钱而没有背景的人家而言，要想拿到部照就不容易了，只能入股。这有些类似后世的挂靠，打着有部照人家的旗号下乡收丝，虽然要上缴一定的规费，但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暴利，些许小钱也就无所谓了。
照道理说，无论是拿部照或是牙行，都该缴纳商税。事实上纳税这一环节却被人为忽略了，所以浙江是丝茶大省，也是走私大省，因为大家都觉得纳税没有任何好处。
在经济受到直接打击的北方诸省，牙行这一中间环节几乎被打压得消失。所有的商家都可以出钱在报纸上做广告，或者在市场上自己出售货物。课税司会根据不同产业和商品直接向他们收取税款，而牙行作为中介服务机构，也只能你情我愿地收取佣金，一样得向课税司报税。
南方的经济形态还是保守的传统样式，许多势家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牙行本就是其获利的一个渠道。如果要直接打击牙行，势必又要惹出新的问题，还不如用更柔和一些的方式将之摧毁——多办些皇家产业，出售部照，打破行业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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