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种电影,一种是好莱坞电影所代表的世界电影,是电影霸权主义,它覆盖全球。它除了资本和科技强大之外,还攫取全球所有国家的题材。以前是改编欧洲,俄罗斯、法国、英国……《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美国版。你骂它面目全非也好,你说它偏离原作精神也好,它都照改不误。后来好莱坞又把手伸向亚洲,伸向中国。像《花木兰》,题材一到迪斯尼就变成纯美国化的了。
还有一种电影,相对世界电影的,被称为民族电影。它以各国尤其是各发展中国家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为归依,一般仅立足于本国市场,传播本民族自身的优秀文化。可是这类电影往往出自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或者是出自一些弱势民族,他们的电影即使是在本国也无法和美仑美焕的好莱坞电影媲美,更不用说在世界上同美国竞争了。一种连自己国家的观众都不乐意接受的电影,怎么可能有话语权,怎么可能发出属于自己民族的声音?
观众毕竟是拿自己的血汗钱买票进电影院的,电影的品质不好,要老百姓为了爱国、爱民族文化而去看电影,恐怕是行不通的。毕竟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韩国、伊朗民众那样的精神,可以为了自己国家的电影工业万众一心。
夺回中国人自己在世界地文化话语权、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电影工业,首先是要积蓄自己的力量。要让中国电影首先成为本国观众认可和接受的高品质文化产品。然后才能谈得上冲击世界电影霸权。
这一点,是孙老爷子当年一直反复教导易青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孙老爷子对易青地“人本主义”观念一直非常欣赏,进而使他老人家当年萌生了收这个孩子为关门弟子的想法。
易青在香港苦心经营了两年多。就是为了完成资本积累后,掌握这样一个机会。《花木兰》如果成功,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亚洲的电影业,都是一个巨大的垂范作用,对好莱坞的全球市场,也是一个冲击。所以他一下子就砸上公司现有能调动的全部资金,五亿港币的手笔,显示了他的决心和魄力。
听易青这样说完,酒会现场上的记者们个个都兴奋了起来。今天回去这份新闻稿可要好好动点心思才行,趁着有时间赶紧多问几个问题吧!
于是记者们七嘴八舌的嚷嚷了起来。一时间好不热闹。
“易导,你们这部新戏还是用周依依小姐作为主演吗?”
“易寻,听说你们会向社会集资拍摄电影。那请问将来地票房利益如何分配?如果电影无法收回投资赔本了,请问你们如何向股民交代?”
“易寻,香港的电影公司还没有拍摄大型古装片的先例,请问你们这部电影是在大陆选景拍摄吗?还是去张一谋那样去国外拍?”
“易导,外界传闻你和孙茹小姐已经秘密结婚。所以她才肯将华星公司地控股权转让给你,请问是真的吗?”
“易导,有记者拍到一位酷似周依依小姐的女人深夜出入你的私人寓所。请你对此事发表一下……”
……每次记者会到最后都要变成这样,疲于应付这些无聊透顶的毫无营养地问题。易青和依依、孙茹等人恨不得全身上下长上八张嘴。
一个成功的民族电影模式,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力量和技术保证;另一个,是电影的民族性。
就在依依不断向宁倩华使眼色,想让她干脆终止提问,结束这个记者招待会时,突然易青在人群中听到了一个比较有质量地问题。
他指着人群的一个角落大声道:“这位先生,您请说。请站起来说!”
听易青这么说了,其他记者只好悻悻的静了下来,东张西望,在人群中寻找发问的人。
“易青导演,您好!我是北京《新电影周刊》的记者徐未明,感谢你接受我的提问。”这个记者声音清朗,不疾不徐,让人听了就有好感。
易素点头微笑,示意他继续。《新电影周刊》是2008年创办的一本新电影杂志,易青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去报亭买来看。这本综合性的杂志可谓融学术与商业娱乐于一炉,既有各种娱乐八卦人有各种非常专业地影评和最新鲜的电影观念论述,在通俗畅销的基础上又不失有浓厚的学术气氛。
徐未明认真的回应了易青的目光,用吐字清晰的普通话问道:“易导。请问,在世界经济文化日趋一体化的今天,您大力排斥以好莱坞为首的外来文化,是不是有思想保守、观念倒退之嫌?请问您对借鉴和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和继承发展本民族文化这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是如何看待的。”
香港的娱记们听了这样的问题,面面相觑,心说这是哪里跑出来的愣头青,问这么无聊沉闷的问题。这年头谁还关系这个呀?痴线!
“我不认为我和我的同事们是在排斥外来文化,”易青微笑的回答道:“中国人不是不应该向外国学习。我们不能无视自己的缺憾和不足,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我们也当然需要认真的借鉴和学习。但是这里有个以谁为主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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