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青拿起酒杯喝了口酒,接着道:“伞界很多人说《夜宴》是这几部电影里故事讲的最完整流畅的一部。我却认为这片子是这四部电影里编剧最烂最差的一部。无论是怎样的商业电影,目的性太重太强必然影响质量。〈夜宴》是华裔和冯晓刚进军国际地第一部主打,所以非常东施效颦的选择了模仿《哈姆雷特的故事结构来构架看个剧本。正象威尼斯电影节地英国评说的那样——‘其实我们更希望看到一部有中国族特色的,属于中国文化价值范畴的电影’。《夜宴为了东南亚市场和北美市场,把所有演员的妆容全都日本化,连皇帝的盔甲都搞的象日本大名的竹片胴甲一样,当然我们理智上可以说日本的大和文化是从汉唐文化分支出去的,所以相似。但是作为大部分的中国观众,从族感情和历史感情来说,实在很难接受周讯和张子仪的日本艺妓妆以及中国古代的宫廷剧居然完全和日本能剧一模一样;同样的。剧情上模仿《哈姆雷特的结果是使的这个故事幼稚而支离破碎,《哈姆雷特的故事是典型的欧洲小国的宫廷悲剧模式,只有那种国情和政治背景下才可能发生的故事,为了迁就外国观众硬生生的搬过来,种种违反基本逻辑的剧情无论是中外观众都很难接受——一个权倾天下的皇帝居然会为爱情饮鸩自杀;权臣造反的方法居然是儿子亲自飞身上去拿把小刀捅人,而不调度一兵一弈,这是典型的欧洲小国的逻辑,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不合理的。编这种剧情的结果是依然两头不靠岸,国外的观众觉得滑稽,中国观众无法认同。就电影本体的水平来说,《夜宴,不如《手机更不如《大腕,当然它也有很多优点,但是在编剧上却是失败的。”
孙老爷子和大家听了易青这番长篇大论,微微点了点头。一个年轻一点的评论家笑着对孙老爷子道:“高足如此年纪就有这样的见识,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也是未可知之数啊。”这话一说出来,几个客人连忙随身附和。
孙老爷子微微一笑,他心里知道易青这些看法并能令这些老前辈动容,过是中规中矩而已,外界的一些专业刊物评论对这几部电影的编剧的批评也大致如此,只过易青归纳的全面一些,加了一些自己的见解而已。至于这些赞美,未必就是言不由衷,但是却充满了敷衍之意,场面话而已。
孙老爷子肃然对易素道:“你这过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算自己的见识,你要能说出一个可行的改革中国电影编剧行业现状的方案,才能算你自己的东西。”,
易青慨然道:“我认为,中国的编剧问题,说穿了是中国文化地历史问题。”
一言甫出。大家都觉得意外,因为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说法。,当
易青道:“中国有个很独特的文化传统,所谓士农工商,士就是读书人——要摆在百业第一阶层。读书人一辈子从事的工作就是读书。读好了就是做官,自明清以来到近代,读书人一向以特殊阶层自命,仿佛高高在上,不屑与工商业为伍,搞文学的人尤其如是。文人、写小说地、写剧本的这些人,个个拿自己的作品当宝。比如台湾电视剧的大亨琼瑶,她写的台词之肉麻之不可信之脱离现实感情生活,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可是最奇怪的是。她每拍一片必亲临现场,不是去监督艺术质量。而是去监督演员。她要求演员决能改她的台词,一个字都能改,要完全按照小说里的话说。本来演员都习惯用自己的语言把台词顺一遍以求表演地真实,结果琼瑶对他们要求到了连语气词和可有可无的形容词都一字可更改,更加使得她地电视剧从故事到台词虚假到了极点。象这样极端的例子虽然不多,但是程度不一,本质相同。中国文人不让别人动自己的东西。也不屑于做别人的陪衬,所以中国电影除了导演以外,只有一个两个人参与编剧,如果是小说改编,导演和作者往往还要吵架。可是电影是适应大众的艺术,动辄是百万千万观众要看的东西,一个两个人的智慧何等渺小偏狭,怎么可能满足大众地审美。而电影本身更是文学、美术、音乐、乃至舞蹈、雕塑、诗歌等多种艺术的结合体,一个编剧再了不起怎么可能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
“所以。”易青总结道:“中国编剧业的矛盾,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中文人阶层惟我独尊,不知团结协作。惯于自以为是文过饰非的文化传统和电影艺术的高要求多样性的矛盾。”
这下客人们开了锅了,几个老传统的影评人都有点脸上挂不住,要不是碍于孙老爷子,几乎就要发言责问。
孙老爷子心里冷笑,进一步问道:“既知痼疾,可有药方?”
“有”易青胆气越来越壮,他意兴风发的道:“将来我若有能力,就要实行编剧行为团体化和商业化。举个例子说,好莱坞的编剧们似乎就没有中国知识分子地这些臭毛病,他们不会认为别人改动自己的东西是对自己多么的不敬。恰恰相反,当他们领最佳编剧奖地时候虽然只上去一两个,但是实际上一部成功的电影往往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编剧。好莱坞商业电影为什么那么精彩,令人目不暇接,每一环节都让人觉得感官上很舒适?因为那些编剧们有的擅长写台词、有的擅长写笑料、有的擅长感情戏、有的擅长动作戏、有的擅长结尾有的擅长开头……一部电影是他们群体智慧的结晶,这样编出来的东西怎么能不时时处处精彩?这似乎是对一盘散沙彼此相轻的中国文人的一种讽刺,但是却也是我们学习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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