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布的几篇文章暂时让邺城朝廷治下的世家人物都停止了对平民可获得勋爵、士爵爵位的纷争,但由于袁绍、袁术、陈珪等邺城朝廷治外的世家人物的推波助澜,大汉境内对吕布如此做法的争论非议还在进行。
吕布并不准备强制地压下这股争论,他认为,真理就是要越辩越明。
吕布就是要通过这争论,让大汉万民看清楚,让他们不幸的到底是谁!
让中华儿女不幸三千年的祸端是官本位,而官本位的祸端是等级制度,等级制度的存在是三千年来所有朝代的权贵都不认可“人人平等”。
因为不认可“人人平等”,所以只尊重、重视那只占汉人极少数的官僚权贵们的价值,而不尊重、忽视、无视那占汉人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们的价值,国家的结构一直是金字塔形状,上面少数人骑在下面大部分的脖子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洋洋自得,这些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下面的民众被欺压得奄奄一息,每日都为生计奔波,无暇多想,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创造力被严重遏制,到满清时期被压制到最谷底。
西方虽然被基督教的等级制度压制得黑暗野蛮了近一千年,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横空出世一来,西方的平民的价值被重视起来,工匠瓦特改变了东西方力量的对比,自此以后,西方人的创新能力因为他们价值被重视起来而全民涌动,如同尿崩一样,飞速地把东方大国甩到屁股后面。
而东方大国虽然经历了几次革命,但影响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官本位、不尊重人权”的现状却一直没有改变,每个中下层民众的价值都在持续不断地被官府蔑视、轻视、忽视,官府鼓吹创新,却根本不保护创新产权,民族的创新能力一直在被遏制、摧残,民族复兴指望牢牢把持官本位的官僚。无异于与虎谋皮。
虽然吕布心里洞若观火,明白整个民族沉沦不起的根本原因,却无法通过自己的嘴巴讲给大众,因为吕布自己在思想、精神领域不是权威,思想上。经神郑玄才是。精神上,天师左慈才是。
吕布想要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所有文人官吏的脑海里,靠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只会适得其反。他只能先说服郑玄、左慈等人,再通过他们去灌输大汉民众“人人平等”观念,才靠谱一点。
司徒郑玄来到吕布的大司马府,吕布见到这个海内人望的经神,第一句话竟然是:“郑司徒。本公今日同您谈谈孔圣的可怜可悲可恨之处!”
郑玄大惊,错愕地望着吕布,大司马脑袋出问题了吧,竟说这样的话。
吕布见郑玄错愕的表情,微微一笑道:“郑司徒,莫要惊慌,且听本公细细道来。”
吕布跟郑玄谈了一下他对孔子的儒家思想的看法:
孔子的儒家思想里有两种根本冲突的价值观,一个是等级观念,一个是人人平等。要等级观念。就不能人人平等;要人人平等,就不能有等级观念,人人平等和等级观念不可调和,必得择一而从。
孔子思想中有这么一句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君仁臣忠,这显然是等级思想。君比臣高,父比子高。当然,在孔子的思想中。给不同地位的人规定了与其地位相相应的权利义务。鉴于地位等级的差别,这里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位高的人享有更多权利,位低的人履行更多义务。如果事情都按照孔子的理论设想那样运作,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万事大吉,君臣和谐,百姓安居乐业。
可是,人类不是机器,也从来不是圣人,人类是动物,人类是有本能的动物,并不都是理性的。或者说,如果外界对个体的监督控制力量不足,人类在本能的支配下会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这些事情不论对他人和社会有无伤害有无益处,只要对行为人有利,行为人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实施,这类因为缺失监督制衡而失控的人类个体一般不会做什么好事,绝大多数都是坏事做绝!
在一个社会中,有条件有能力坏事做绝的肯定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及其走狗,包括皇帝、皇亲国戚、各级官员、官员亲属以及他们的走狗帮凶、凶奴恶仆,而承受坏事临头的必然是那些被统治的万民。
孔子也知道干坏事的多是高高在上的权贵,对此,孔子唯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向权贵阶层正面提倡礼乐道德,希望权贵们自觉地控制。
而遍观孔子的儒家思想,根本没有对作恶行为作实质性监督和惩罚的内容,可那些作恶者如果不得到实质性的监督和惩罚,它们根本不可能主动停止作恶。
孔子在做官的时候也会惩罚下级作恶,但这不代表孔子支持对作恶行为作实质性的监督和惩罚。真正实质性的监督是下级对上级的行为,这里的下级和上级指的是职务上的,不是指人身上的,如果上下级之间存在切实有效的监督,则说明职务上的上下级之间在人身关系上是平等的。以此观之,孔子居高临下惩罚下级作恶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监督。而且,孔圣人这样高标准严要求的人类实在罕见,而且,在一片肮脏污浊之中,孔圣人这样的圣人君子做不了大事,成不了大气,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被迫急流勇退。也就是说,圣人政治、圣人管理、圣人统治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没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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