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谨严和李延寿也算是老熟人了：“李翁，这次你带着大规模的商船跨海来到倭国，某代表关白欢迎李翁和大唐的商人，不过李翁应该知道，与倭国贸易需要关白同意，并且持有碟状（贸易文书）才行，如今这么多大唐商人来到倭国进行贸易，某实在无权处理此事，此事还需要禀告关白才行，请李翁原谅”。
不管是民间贸易还是官方贸易，也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跨国之间的贸易没有官方容许的凭证根本不行的，这是这种贸易凭证会随时间、地点和国家而变化，有时根本就不需要这种凭证，只要在市舶司中注册一下就可以，有时甚至严苛到需要皇帝亲自颁布才行。
平谨严说的没有错，对于一般的商贾而言，这可能是无法逾越的一条鸿沟，但是对于李延寿来说并不是多大的问题。
李延寿可是第六次来倭国，而且还是藤原基经座上宾，倭国的政治对于李延寿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李延寿微微一笑道：“平国守，这次某来倭国进行贸易，并不是要到平安京进行交易，而是准备就在摄津完成交易，这恐怕不需要什么碟状。平国守也看见了，某这次带了大批的货物到倭国，也不可能将这么多的货物带到平安京去，所以某只是想在摄津把交易完成，然后再到平安京拜见关白，不知道平国守意下如何”。
摄津福原筑港是整个倭国的对外贸易的窗口，可以把摄津福原筑港看成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也可以当成倭国的保税区，只要李延寿的货物不在其他地方进行交易，完全不需要什么贸易碟状。
平谨严也是担心李延寿把货物带到平安京进行交易，如果李延寿真的把货物带到平安京进行交易的话，一则平谨严没有这个权力放李延寿通过，二则平谨严担心自己一下子少了这么多的商税心疼，见李延寿愿意在福原筑港交易货物，平谨严当然不会为难李延寿，现在李延寿可是平谨严的财神爷。
平谨严那会把送礼的人往门外推的道理，赶紧道：“李翁这是说的什么话，既然李翁准备在福原筑港进行交易，某怎么也要联系一下各地买主，也不能让李翁的货物再拉回去不是”。这里要先说一下倭国平安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才好理解平谨严为什么如此热心的帮助李延寿张罗生意。
由于班田制的崩溃，国家为保证财源，便不得不采用新的租赋征课方式，‘田堵制’（负名制）于是出现。田堵制就是让较殷实的农户每年承包一定面积耕地的经营，担负纳租责任。
这种承包人称“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称为“负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国家提出申请书（“请文”）订立契约。田堵制的采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停止后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土地归农民所有，继续维持土地国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八世纪中期以来班田农民斗争的成果，即承认了农民对实际耕作的土地的占有。
“田堵”一词似乎就是来源于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围筑堵（墙）的习惯。当然由于规定契约一年一换，说明田堵的这种土地占有还是很不稳定的。随着田堵制的推行，政府征课租赋已不再按照公民户籍上的人头，而是按照登记在土地册上的田堵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了。
九世纪以后，有别于自垦地型庄园的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这是指通过接受“寄进”（进献）土地形成的庄园。原来地方开发领主为得到权力的庇护和借助这种权力使自己的庄园不输不入化，便往往把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贵族和大寺社，奉之为领主，称之为“领家”，分给庄园年贡的一部分，自己则保留“下司职”或“预所职”（均指庄官）留在原地，管理庄园。
如果“领家”以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之为“本家”，于是“本家”成了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在庄园内部形成“本所职”一“领家职”一“下司职”这种层层瓜分年贡，土地的等级所有的体制。
这个时期庄园的农民已经成为庄园的专属农民，即“庄民”。庄民生产粮食、农副产物、山林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这些产品除满足庄民本身需要外，还供应住在奈良、京都的庄园领主。这表明，庄园经济是一种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整个庄园便是一个同外界很少联系的经济整体。
在古老城市奈良、京都和一些庄园附近的手工业作坊，拥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织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炉匠、漆器匠、金银器匠、佛像铸造匠等等。这些工匠或按订货生产，或从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商业也有发展。在奈良和京都，从市集商业已发展到店铺商业，出现称作“市人”、“市女”的独立商人。
在公地公民制破坏的同时，天皇政治（律令政治）也危机四伏，其标志之一就是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出现。早在奈良末期僧侣政权垮台后，贵族势力复又膨胀，以大化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势力恢复显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摇直上，至九世纪下半期，竟达到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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