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奥卡和希帕提亚于轻松愉快的午餐气氛中通过聊天逐渐熟悉了解彼此的时候，先行一步回到总督府的利比乌斯已经按照奥卡临走前的交代，以总督府的名义向所有亚历山大城的贵族下发了明文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贵族必须重归罗马原先尊奉的多神教，但凡敢于违抗者，惩处将异常严厉，直接剥夺贵族身份和一切公职。
除此之外，总督府还宣布将以正式的官方照会约见亚历山大城内多神教各大神庙的祭祀，举行一次级别很高的，，目标在于重新确立埃及行省内宗教秩序和规则的大会，届时，奥卡将亲自出席，全权代表帝国高层，与众位宗教人士共同协商制定一套应对眼前社会中日益激化的信仰矛盾危机的解决方案，并将其立法。
当数十名政令宣读员来到亚历山大城内的各大广场以及群众聚集区内，郑重宣读了这两则政令后，顿时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响，城市各处都是议论纷纷，特别是对于那些政令涉及到的当事人来说，他们自然看出了政令中表面之下的意思，而正是这些隐含的内容让他们震惊不已，他们诧异于这位新来的总督如此雷厉风行而不留余地的试图直接快刀斩乱麻地出手解决敏感的信仰危机问题，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如今亚历山大城的神经是多么脆弱，若是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爆那些信仰迷失的民众和狂热躁动的基督徒，后果难以想象。
不过，意识到这种可怕局面的人并没有丝毫前去总督府向那位初来乍到的总督良言劝告应该慎重行事的打算，事实上，恰恰相反，他们更愿意抱着一种看戏的心态来关注事态接下来的变化，因为对这些人来说，无论是表现出强硬姿态、‘恣意妄为’的新总督府，还是善于蛊惑、信仰狂热的基督徒，都不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朋友就只有利益而已，或者换一种更容易理解的说法，他们只在乎敌人，任何试图侵害这些地头蛇在行省切身利益的人，都是他们将不惜代价也要除之而后快的敌人！
而现在看来，似乎这个敌人的身份还没有明朗化，所以，这些拥有着埃及最大权势的人们都如同冬眠的毒蛇，静静地蜷伏在蛇窝中磨砺着毒牙、积蓄着毒液，择人而噬。
不过毒蛇固然致命，但却只是潜伏着，真正被奥卡决定的这一纸政令撩拨起来的，毋庸置疑，是势力正迅猛崛起的基督徒。64年前由雄才伟略的君士坦丁大帝联合当时的另两位奥古斯都李锡尼乌斯、伽勒里乌斯（当时是罗马历史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期，因为当时的罗马居然是由六位奥古斯都共同统治，彼此竟还相安无事）共同颁布的《米兰敕令》，彻底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在帝国底层异常活跃的基督教始终处于‘邪教’的社会地位，结束了一直以来对基督教的迫害和压制政策，代之以实施宗教宽容。
正是得益于这份诏令，基督教彻底摆脱了非法的恶名，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传教，政治处境的改变让原本就在帝国底层民众中拥有越来越大影响力的基督教呈现爆炸式扩张，短短数十年间，帝国境内基督徒人数就从区区数十万猛增至四百万之多！（罗马帝国的人口大约在1亿左右）而实际上，真实的基督徒人数必然较之明面上的统计数字更多。
基督教的兴盛有其深刻的内部原因，但更直接的无疑是罗马的社会背景。大量的无产阶层包括奴隶、雇农、城市无产者，这些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罗马社会中占据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比例，而正是这一庞大的人口阶层对政府心怀极度不满，使得劳动力不仅没有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反而常常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根源。
尽管社会中生活难以为继者和遭受残酷剥削压迫者越来越多的情形几乎瞎子都看得见，但腐朽贵族掌权的罗马政府，却不可能去为了给贫困的人民谋求幸福而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赖以获得利益的阶级规则，所以，这股从内部、从最底层掀起的逆流在持之不懈的反抗中变得越来越难以压制，可是就在当权者为这种可怕而不受控制的反抗力量愈发强大而头疼的时候，原先诞生在犹太地区、代表着贫苦大众的基督教突然进入了视野。
这个原先总是四处为贫苦人民宣扬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因而不受待见的宗教，居然改变了它的处世方法，尽管表面上，似乎基督教依旧在煽动着人民的意识觉醒，但实际中，很多官员却敏锐地发觉到一丝不同，那就是和最初的不屈反抗截然不同，基督教似乎开始有意识地向官方展示它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同时又不断给出基督教愿意亲近罗马的暗示。
这一意外的发现让统治者喜出望外，而接下来，换了一个角度之后再去看基督教，罗马的皇帝发现了更多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到了君士坦丁在位期间，他清醒地意识到了，以强硬的做法来压制这股民间反抗不公命运的力量已然是治标不治本，他开始认真思考能否换一种思路去平和地调解社会矛盾，于是，他看到了基督教。君士坦丁发现基督教对于信奉多神教的罗马来说确实是一种造反和破坏的力量，但在基督教内部却有一股统一而有组织的力量，基督的教义在整个帝国的教团和信徒中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由团体契约，而这种纯粹由信念构成契约对于那些寄托了全部希望的民众来说，具有令人置信的牢不可破的效力。这种基督教内部的统治力让君士坦丁感到吃惊，但同时也隐隐似乎找到了一丝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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