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任何时候粮食都是一个政权和势力赖以生存的基础，而生产和储备足够多的粮食，则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刘和来自于后世，虽然没有经历过新中国初建时“******”那种极端困苦的时期，但他对于储备粮食的重要性却是有着深入骨髓的认识。
实际上，不仅是刘和重视粮食储备，数千年以前的老祖宗们很早就重视储备粮食，并且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那便是“常平仓”。相对于影响深远的“四大发明”而言，常平仓制度在后世已经被许多人忘记，但这项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后世各个国家都在执行并且不断完善的重要制度，始终不曾废弃。
西周时期，中国人就开始了粮食储备，并且从那时起，粮食储备就具有了后世的一些主要功能，比如稳定粮价、防备凶年歉收、应对国家大事，例如军事或工程建设。春秋战国时期的李悝和范蠡还制定过具体的措施。
到了西汉宜帝年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是当时主管农业的官员，他精通《九章算术》，长于计算经济措施的功利与得失，以此得到皇帝的赏识。耿寿昌发表过不少重要言论，并提出了一些颇得民心和推动经济的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而他提出来的众多制度措施当中，“常平仓”便是其中最具特点的一项，用“光耀千古，泽被后世”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据史料记载，在耿寿昌任职前，朝廷每年都要从关东水运不少粮食到洛阳，因此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很不合算。在耿寿昌任职期间，他上书汉宜帝，建议在丰收之年就近收购粮食储备起来，以供应京城，这样可节减从关东运粮兵卒一半以上。宜帝虽然在史书中声名不显，但却不是昏君，因此很快便接纳了耿寿昌的建议，并且迅速推广天下。
由耿寿昌极力倡导和负责建立起来的常平仓制度，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型谷仓“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则打开这些储备粮库，适当降低价格向老百姓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于平抑粮食市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尽管当时有人对“常平仓制度”有不同的议论和看法，历代王朝对于这个制度也时有兴废，但常平仓制度自从出现以后，便成为一项重要经济政策，一直被推行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二十一世纪。
《汉书•食货志》在总结前人关于粮食生产和储备的论述时引用了《孟子》中的一句话：“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野有饿殍而弗知发”。这句话的意思是孟子指责国王：“丰年，社会上存在着猪狗吃着人吃的食物，而不知道储蓄粮食；凶年，野外有饿死的穷人，而不知道贷放粮食给百姓”。出现这种社会现象，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常平仓制度”的重要意义。
常平仓制度的根本就在于维护广大农民和全社会的利益，避免“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除了正常的农业丰歉外，常平仓制度还能保证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国家开仓放粮，无偿救济灾民。
制度虽好，但也要靠掌握政权和实施政策的人来推行。大汉推行常平仓制度已有数百年，各级官府对于如何落实这项制度也是驾轻就熟，但因为中央朝廷的日益腐朽堕落和世家豪族不断兼并穷苦农民的土地，加之连续不断的各种自然灾害，所以到了黄巾起义之后，常平仓制度便名存实亡，以至于整个大汉堕入了一个因为没有粮食吃，所以各地百姓起来造反，然后毁坏更多的良田，导致更多的百姓没有粮食吃，然后更多的人起来造反这样的恶性循环。
刘和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从长安逃回幽州之后，牢牢地抓住两件事情不放。
一是保境安民，二是提高粮食产量。
为了保持地盘的稳固安定，刘和跟公孙瓒、袁绍、鲜卑人、乌桓人不停地作战，甚至不断地将战线向外推，等于是变相地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刘和大量吸纳和安置流民，实施军屯和民屯，兴修农田水利，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内恢复常平仓制度……
前几年，幽州和冀州遭受大旱和蝗灾的时候，因为幽州的粮食储备较为充足，加之刘和的应对果断迅速，所以有惊无险的渡过了这场原本可能会导致幽州和冀州元气大伤的灾害。这次危机过后，刘和在幽州和冀州的声望已经与刘虞持平，而郡县两级官府对于常平仓的建设更加重视。经过数年积蓄，幽州和冀州的粮仓内又堆满了粮食，等到这次席卷大汉的大灾荒爆发之后，终于派上了用场。
刘和下达给各州、各郡、各军的命令，以最快的速度从陆路、从海路向着北方和东方传递过去。
蓟城州牧府，刚刚上任不久的幽州牧刘惠接到刘和的亲笔书信后，立即召集州中各级官员召开紧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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