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年代的德国，一个诡异的现象是：如果犯下罪行的人是那些无时无刻不想着要推翻共和国的右翼分子，那么他不是像希特勒的同谋鲁登道夫一样被无罪释放，就是只被处以极轻的惩罚。1920年发生卡普政变后，政府对705人提出叛国罪诉讼，结果却只有1个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5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下令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就算是暗杀凶犯，只要凶手是右翼分子、而被杀者是民主人士，也将得到法院的宽大对待。
而另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长期徒刑，因为他们不断在报纸和演讲中揭露了陆军违背《凡尔赛和约》、在私底下搞那些小动作的的行为。甚至连共和国首任总统艾伯特，也因为在1918年11月参加了反战罢工和逼迫德皇退位、而以现任总统的身份被扭送法庭接受审理，并被判处了三个月的监禁惩罚。魏玛共和国干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不仅没有争取到以陆军为首的右派支持，反而让原本支持他们的社会党人和民主人士心寒意冷，更加动摇了自己的统治根基。
发动政变的希特勒，无疑便在这个畸形的法制体系下获得了最宽宏大量的对待。服刑期间的他得到了贵宾般的待遇，甚至被允许在每天清晨携带秘书，到露天草坪上散步放风。眼见国内风头还不错的忠实追随者赫斯选择了回国自首，并开始在监狱里帮助希特勒整理由他所口述的一本书。
在身处囹圄的这段时间里，希特勒也对他这次图样图森破的政变认真总结了失败教训。希特勒最后得出结论，由于陆军的存在，任何妄图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共和国的做法都将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留给自己今后政治生涯的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用和平选举的方式埋葬这个民主政权，并在这个过程中赢得陆军的支持。令他感到庆幸的是，国社党并没有在这场政变中直接与陆军结怨，开枪镇压他们的是由退伍军人组成的绿衣警察；而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致力于撕毁凡尔赛和约的主张，也正是和陆军的最终目标一致，这比起软弱的魏玛政府更能获得陆军的认同。只要自己展示出能够真正统治这个国家的潜力，那么陆军的选择必然会倾向于他，如此便可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政治夙愿。
不过对于方彦而言，青年希特勒所发动的这场政变、以及随后到来的整个审判过程，便也只是他在平日紧张充实的生活中的一味调剂品了。除了为报考米尔维克海军军官学校进行紧张的准备、同时和千里之外的西尔维娅鸿雁传书之外，身为穿越者的他最关注的还是家族势力的扩张情况、以及同意大利人之间展开的多方合作。他所想要的并不只是意大利那比法国都丝毫不遑多让的舰用动力这一个子系统，更为渴盼的还是被利比亚的戈壁沙土掩埋起来的石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黑色粘稠液体的获取，比起技术装备上的革新还要更加重要。
而很快的，始终将家族发展重心放在国内的鲁道夫，就又发现自己得到了一个能大量吃进资金的绝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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