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膺追问：“偏差在哪里？又是因何而偏差？”
他和宋既、刘兴纯一直都在龙门，关于江南诸事，平日该已沟通足足，现在还要作此问，显然是对宋既的江南之策很有意见，包括漕赋，因此要在李肆面前开口辩难。
三人在江南行事角度不同，层面不一，有分歧是必然的，李肆留在龙门，就是要统合各方意见。
“这就要从漕赋改粮为银说起……”
宋既也不动气，开始回顾英华插手江南后，漕赋的变迁过程。
包括安徽、江苏两省的江南，漕额为179万4400石，几乎占漕粮一半。明时是官办民运，清时是官办官运，而且具体经办的全是旗人，每年八月十二月起解北运。
明清虽都设有漕运总督，总掌漕事，但跟明时设置粮长，将漕运事务以徭役方式摊派到民间的手段不同，满清漕运的官办体系非常完善。从漕运总督到粮道，再到州县粮厅（即县丞），再到总书，也称漕总，构成一整套漕运管理体系。
州县漕总负责赋额摊派，进出核查，下面分管都图的粮差具体执行。粮差为大差头，征粮时招收临时工为小差头，再跟粮柜粮仓的书办仓役三位一体，李肆当年在广东英德所遭遇的里排勒索，跟江南粮户所受的盘剥比起来，还真是小巫见大巫。毕竟他只交银钱，这里粮食银钱都要交。
州县粮仓收足了漕粮，就向各漕口汇聚。漕运衙门的粮丁押运，一路北运。而粮丁多是旗丁，收粮时索贿卡拿，形成惯例，这些耗费自然又转嫁到粮户身上，成为杂派。
雍正上台后，大刀阔斧搞“费转税”，也就是火耗归公，这政策也落实到了漕事上。把落到州县和漕事经办人身上的杂派陋规收归中央，再酌情朝下返点。
当然，杂派被收上去了，新一轮杂派又顶着其他名目出现了，粮户负担又重了一层。湖北、江西和北方各省，满清不是重兵压境，就是统治稳固，没起什么大乱。可在江南，英华自龙门而入，这重压有了出气口，开始有掀满清桌子的迹象。
《浒墅和约》后，英华粮商进入江南，经过一番较量后，李绂推行的江南管制政策崩溃，粮价由暴涨转为一路下跌。同时英华粮代异常活跃，侵蚀漕事各个环节。州县漕总粮仓乃至一省粮道卖掉漕粮，直接在漕口附近的大城市购买粮食充抵漕粮，由此赚取运费差价，此事已成风潮。
基于此难逆现实，李绂只好上奏朝廷，建议不再征漕粮，而是直接征收银，在江南各个漕口买粮北运。当然，英华粮商跟江南粮商合流推动此策的背景就隐在后面，为李绂建言改粮为银的钱谷幕僚，可是吃足了各家粮商的银子。
考虑到丢掉江南已是时间问题，直接征银还能有所积存，雍正很俐落地点了头。雍正八年，满清漕运在江南由征粮改为征银。而征收额度却并不随粮价而变，而是以雍正三年，一两一石梗米为基准线上下浮动。征来的银子也不是全部买粮，三成直接拨解入京。
今年，也就是雍正十年的七八月间，南北大势已经明朗，满清的漕运体系也轰然崩塌。漕运总督衙门裁撤，漕运旗丁北归。但崩塌的只是官运体系，江南本地征收漕银的官办体系被英华官府接收下来，实际经办运输的漕船人户被英华资本接收下来。江南行营以发放许可证的方式管理漕事，漕运在表面上并无大变，但内里的运转机制却已完全不同。
宋既刚说到这，刘兴纯插嘴道：“这偏差就在，漕银还是按照旧额征的吧。一石一两，现在江南市面上一石梗米才六七钱，粮户卖给粮商怕只有三四钱，三石才能完一石的额银，粮户当然要叫苦！”
李方膺附和道：“江南初定，百废待新，漕银不免也在情理之中，可旧额都不改，这就失之僵直了。”
宋既摇头：“账要算全，不能光看着漕银一项。”
“江南两省漕银正额三百万两，对我英华国库而言不算多，就算减免一半，对江南粮户而言，也不觉有大宽松。”
“粮户的负担不止漕赋，还有摊分到田亩上的丁银。江南八府在圣道五年时，漕田两赋总额是七百万两【1】，这还是雍正为争人心，同时在江南办厘金局，有了新入之后才减下来的。”
“江南今明两年仍照旧制征赋，官家将田赋普免三成，个别地方甚至高达六七成，八府田赋依旧有三百万两，而八府漕银正额不过一百六十万两，相较之下，重点自然在田赋而非漕银上。”
“江南新得，官府下乡刚刚推行，重清田亩还未展开，所用胥吏还是当地旧人，偏帮士绅富户，这减免更实惠了他们，一般民人受益不多。”
李方膺哼声道：“这是吏治和恶绅的问题，江南旧制未拆，必然如此，就如明末东林故事……”
宋既笑道：“所以才要力行官府下乡，强推族田分户。”
李方膺一怔，感情在这等着他呢……
他还不服，正要深谈，李肆道：“这两桩事是国体相争，是大事，漕事相对较小，可以先行入手，且听宋既说完。”
宋既拱手谢过，再道：“我英华朝廷得江南，免厘金，降田赋，还重整官府，分税落地，陋规大减，以整体言，江南负担较之满清已轻了接近一半！可为什么江南并非地地称颂，反多有怨苦之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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