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自开采矿冶, 在大唐之前, 都是大罪。
但世家大族哪个没有占据一两座矿冶？王朝颓弱时，多数矿山都捏在士族门阀手中，南北朝也没解决这个弊病，大唐立国后, 高祖、太宗皇帝使了一些手段, 收回了个别重要矿冶，但多数矿山还是捏在甲姓世家手中。
高宗皇帝铁血覆灭太原王氏后，与世家大族立约缔造帝国，之后就有对矿山的约定，属于帝国战略矿藏的, 私人占有的必须上交帝国, 其他矿藏则不禁止私人占有并开采，包括金银矿在内, 但必须向帝国申报, 并接受工部矿冶司的勘探, 按储藏量向帝国缴纳资源税, 又以年度向帝国缴纳采矿税。
而中品以上的铁矿、硫磺矿都是禁止私人开采的矿属, 藩属国的硫磺矿也必须由大唐朝廷和该国共同开采, 任何私人开采都是违法的。
私铸货币也是严禁项。
大唐百姓可以将金银铜委托朝廷铸钱监铸币，只需交一成的铸币税；很多世家为了逃这笔税，选择运到海外自己私铸钱。
海外各国都有自己的铸币, 但因大唐的经济强势, 唐币在海外是通用货币, 而且唐币铸造精美、质量好、分量足，更被海外各国的民间接受，反而压倒本国货币，成为本国流通比例最大的货币，尤其是大唐的藩属国和东洋、南洋的王国，几乎全是唐币流通的世界了。所以大唐世家不止私运金银出去铸币，还选择在这些国家开采金银铜矿，就地私铸成唐币，一部分运回大唐，一部分就在该国和周边国家消化，省了巨量铸币税。可以说，所有甲姓世家在海外都有自己的私铸钱庄，逃脱铸币税。
大唐朝廷对此也没有严厉查禁，通常是明禁暗纵，因为这符合昭宗皇帝定下的“要以货币占有世界”的经济战略。
但在新罗、扶桑、伊努这些藩属国，大唐作为宗主国设有铸币局，为了垄断藩属国的铸币税，对私铸是真的严查严禁。
然而，有高额的利益存在，海外私铸就是禁不了的；何况藩属国的执法力度也没有大唐那么强。靖安司在海外搜查到罪证，通告藩属国查禁，但不久之后，私铸工场又在另一地出现。
以前，朝廷没有向世家发作，都是查下不纠上。
但现在，李毓祯发作了。
她发作的目的也不是禁绝，而是涉案入罪。
这三本奏章列的涉案项加起来，足以让任何一位宰执去职。
外面的雪粒子变成了雨夹雪，伴着淅淅沥沥声。李毓祯听着雨声，冷淡说道：
“下雨了，让他们走路。”
雨天路滑，人走易跌。
“下雨了，让他走路”，这是大唐上至朝廷下至小民都懂的俗语，意思让人滚蛋。
……
三司长官出来，思及太子前后手段，心中凛然。
太子在册封礼上苏醒后，很多人都料定，郑执中和张夷直的政事堂相位已经坐到头了，就算不挟带私心的魏重润，尚书令之位置也坐不下去了。这三位可是反对立储的领衔者，事后能不清算？就算太子不记恨，但能继续任用三人为相执政？
这无关乎储君的宽容、仁德，而是君相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尤其大唐帝国的政体不同，皇帝和宰执是二分权力，大明宫和政事堂的稳定关系就很重要，关乎到帝国权力的稳定。如果是东宫太子和宰执有嫌隙，这无关紧要，毕竟执政的是皇帝，等太子为帝了再说后事；但李毓祯是监国太子，已经代皇帝掌朝政，和宰执的关系就是直接面对了。
魏、郑、张三位相公也很明智，在太子监国次日，就上了辞相表。
魏重润以身体不佳、不能担负宰相重荷为由提出辞相；郑执中、张夷直二位均是检讨自己在册储大事上处事不当，不宜再在相位。
李毓祯若接受了三相的辞呈，朝野士论也不会非议，认为合乎情合乎理。
令人意外的是，李毓祯并没有接受三相的辞呈，对魏重润是挽留，对郑、张二位则是言明：反对立储也是为公，她不会因此怪罪，也不以此事为隙；又说：诸位相公只要具为相之德、秉政之能，忠于国事，她都会予以信任。之后，又调了一位御医常驻魏府，为魏重润调理身体。
消息传出去，朝野都说太子胸襟宽广，不计前嫌。
但三司长卿知道，太子暗底里让他们全面调查郑、张二相。
这哪是不让他们走人？分明是不让他们辞相，而是获罪罢相！
虽然紫宸殿和政事堂的关系要保持稳定，但这是大方面的，具体掌权而论，皇帝和宰执不可能一团和融，牙齿嘴唇还有磕着的时候，何况涉及到最高的权力和利益？再者皇帝和宰执的政见也未必完全一致。和皇帝有嫌隙的宰执也未必不会留在政事堂中，毕竟，政事堂不是由皇帝的喜怒左右。——郑执中、张夷直二相若真因立储的嫌隙而被李毓祯允去，朝野不会说太子做得不应该，但“贤德，容人”肯定和太子无关了。
郑、张二人却会因辞相得了清名，因公执言，为公去相，既有了大义，又不恋权位。
李毓祯能让他们这般光风霁月的走人？
三位长卿很快知道答案。
魏重润太子有保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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