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争执是好的，证明这些人经过了十年的启蒙想法开始日渐成熟，并开始朝着陈健所说的“方法论”的方式在逻辑之内反对直接的结论，开始一条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渎神”之路。
这种争执的本源，不过是接触了批判与颂扬并存的剖析资本主义之后，在生产力不足的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自发反应。
按照推理，他们看到了一条血淋淋的路，一条在会议报告中指出的“阴沉昏暗而又血迹斑斑的”资本吃人之路。
那么有人就想知道，可以可以直接跳过这条血迹斑斑的路，直接过渡到美好的未来呢？
闽城已经开始了非萌芽的资本主义道路，农村也会走这么一条“农民失去土地从而一无所有成为无产者”的路。
这条路是必然的？还是可以绕开的？
这是攸关整个共和国与无数同族命运的岔口选择，而这次关于闽郡减租减息还是减租减息加永佃制的争辩，只是这个命运岔口的一个路牌。
租佃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大家族军功土地制，这是已经在吃人的猛兽。
资本主义的兼并、剥削、唯利是图，则是一条悬在头顶的绞索。
是既反对猛兽又反对绞索？还是认为绞索是绕不开的、等到所有人都被绞索吊住的时候，再振臂高呼？亦或是说绞索因为缀着的人太多了自然会断，所以现在应该帮着把绞索架起来？
这种情况就是思想超前与生产力不足之下所必然会产生的民粹、小农社会主义、小资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思潮。
出现这样的争执也和墨党人员的组成有关。如今这四百一十二名出席的代表中，有一百二十多人是雇工、原佃农、矿工。数量虽然不是太多，总可以厚着脸皮称自己为代表“雇工和无资产者”利益的党派了。
然而往前推十年到进步同盟成立的时候，发起人中陈健是大资本家、湖霖只要回家就是家族产业继承人、兰琪是旧贵族的独生女儿……参与者阶层最低的是开蒙先生、教员、小作坊主等。
除了陈健这个三观已经成型的死硬分子外，湖霖、兰琪等人他们的成长过程和走向一条和陈健亲近的路，源于社会本身和传统文化。
十年前，没有救亡图存的急躁、没有亡国灭种的威胁。统一战争在他们祖父辈打完，大航海还未开启，战争中工商业的普遍参与和资金支持，专制王权经过战争中那个续命王上对共和国传统的恪守还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已经铺开……
那时候，他们思索的，只是前一世陈健留下的国人共和、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理念的一种复古反应。
他们想要的是天下一统、共和国即世界的条件下，国人未来的归宿是怎样的？那些愈发出现的不合理不公平和黑暗面应该怎么抹去？
在遇到陈健之前，他们已经产生了这种想法，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不是陈健把他们拉过来的，而是他们自发地靠近过来并且受到了陈健的三观影响。
而他们靠过来的动机，陈健觉得那是一种病态的进步上层和知识分子病。
虽然到了如今大家都是同志了不好明说，可陈健还是确信，这些人当初参加进步同盟的原因是一种赎罪的心态。
他们面对着共和国的不公平越来越多，这些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有了一种负罪感。
他们认为自己这种“优雅而有文化的、家世富足显赫”的人，是以多数人被欺凌奴役和悲惨换来的，也就是与立国之初一直强调的国人共和所违背的。
自己的优雅和知识，是因为多数人没有资格受到他们的教育、没办法过上他们那样的生活所带来的一种对比和陪衬。
由此，他们带着一种赎罪的心态，对社会的进步和公平有一种赎罪和偿还的心态，一种由赎罪和偿还带来的扭曲的使命感和病态的责任感。
因为他们知道上流社会的肮脏，亲眼目的了自己的父辈们是如何赚取金钱的、亲自读过了立国之初陈健留下的那些古旧的书籍，由此所产生的一种残余进步同盟的动力。
正如湖霖在离家之后，穿着帮工的短衫，写出梦城，在目睹了河谷起义镇压后万念俱灰；正如兰琪在都城和庄园中，尽可能平易近人，在天花瘟疫爆发后舍身组织救援，为了回骂那些认为道德遗传的人去养两头狼崽子……种种这一切，都是这种赎罪与偿还心态在支撑着他们。
假使没有陈健横插一脚，照着共和国这群年轻人的态势发展下去，那就很可能出现一种奇怪的道德哲学。
尼采说，道德有两种：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
而这群人如果不认为道德人性和社会性与社会形态有关，坚持原本的那种赎罪心态，肯定会朝着另一条康庄大道狂奔，很可能就是：贵族情怀、美学、哲学、上层文化都是狗屁，所有人都应该把自己拉到最底层的道德水平，谁也别有优越感。
陈健要的是启蒙，启蒙就需要有人走在前面去启蒙别人，学会方法论之后大家就都拉平了，自我思索自我解放，不去建立圣人道德为标准，只去传播自我解放的方法，因为道德随社会形态和时代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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