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新年之前，终于有比较可靠的消息传来。
闽城的事，讨论逐渐淡化，基本上给出了定性：只是一场单纯的砸毁机器的民变。
砸机器到底是什么罪责的全国性问题，暂不讨论，交由各郡的议事会自行解决。
所有问题，等到六年后的国人议事大会召开的时候再行讨论，不仅仅是这一件事，还有许多新出现的之前不曾遇到的问题，都要留到六年后解决。
六年后，是个特殊的时间段。
是南洋公司垄断专营权到期的日子，也是南洋公司那部分不完整股权的归属认购必须得到解决的日子。
同样，也是一支基本盘的军队重新训练起来、镇压最有用的自耕农骑兵武装起来的时间。
以及最最重要的——那时正是权力交替期。
到时候不仅仅要解决这件事，还要解决许多其余的事，包括许多整体的政策。
是全面转入保守，维护传统修修补补？是全面倒退反动，彻底断绝任何新东西所带来的冲击？还是从政策上对外扩张，进行一些自发或是被迫的变革？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上层势力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
不可否认，各个家族都有要维护的东西，但随着很多新东西的深入，利益的侧重点也不再一样。可终究还是有一部分是希望做出一些列改革从而适应新时代的。
六年的时间很漫长，那些看过《环球见闻录》的人也明白这个世界在飞速地变化，很多陈健予以夸张的东西让他们心中充满了不一样的豪情。
所以这六年不可能干等，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利用一切手段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对于那些相信世界不再只是共和国而是整个地球的那些人而言。
新年刚过，很多之前曾经犹豫不决的人终于放心。
因为陈健被一些人请到了共和国的权利中心，和他同去的还有一些参与了环球航行的人，据说是讲解环球见闻，而更有消息说陈健被授予了对欧交涉建议权。
一连十五天的讨论，外面的人没得到一丁点消息，有资格参与那场讨论的人不多，而且凡是参加的人都没有流露出一点风声。
但陈健出来后，立刻用实际行动告诉了都城的大部分喜欢谈论国事的国人大致的结果——他以个人身份，宴请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驻派在都城的代表。
此时两国之间还没有驻派使节，陈健宴请的原因也是很说得过去的私人理由，他在环球航行过程中，在欧洲只在荷兰停靠过，而且尼德兰驻派到这里的人他在海牙见过。
而尼德兰这边的人，也是以各种私人身份的关系和陈健见面。包括莫里斯执政的私人信件、大议长的信件、总检察长的信件，这些人陈健在海牙的时候也都交往过，显然说得过去。
陈健的官方身份在环球航行结束登岸后就已经失效，内部对于欧洲问题是否参与也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这个非官方身份的人作为一部分人的代表出面，是最合适的。
与此同时，刚刚开始挂牌的“矿产、冶金和基建投资联合公司”的筹备委员会，也以公司的名义宴请了其余的欧洲驻派在这里的代表，包括欧洲的北方穷国瑞典的一些人。
西荷战争的最后一年，荷兰的燧发枪横队以纵队行军转向、在西班牙方阵缓慢移动之前堵住缺口，加上雇佣兵名义的快速炮兵的支持，导致了斯皮诺拉的失败。
那场战役并没有决定双方最终的胜负，但是造成的影响巨大。莫里斯的军队不是荷兰人，而是雇佣兵，大量的外国士兵和一部分贵族不可避免地将战场上发生的事带回了本国，包括在莫里斯军队中服役的古斯塔夫的远表亲。
数年过去，影响终于开始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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