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察队控制住局面，将参与者全部抓获。
新的议事会还没有推选出来，各个派别还在忙着扯淡，一个个活动家都得了“议会病”，带着一种病态的使命感参与到这个纯属扯淡的议事会成立之中——既没有喊出要改变旧时代，又没有喊出来一场自南到北的变革，甚至连闽城之外的农村还怎么办关心者都寥寥，很多人想的都是一个单纯的手工业的闽城，从未超出过外围贫民区。
既然新的议事会还未选出，也没有宣布和旧时代决裂，那么旧的法律体系依旧有效。
一场公开的审判就在议事会的广场进行，十二人被判处流放到龟岛去守灯塔，七十多人被判处在郡监狱的火柴盒工厂糊五年火柴盒和搅拌剧毒的火柴头糊糊。
这一场不是由墨党主导的审判，引发了一场更严重的对立。那些最底层的失业对小市民阶层党派根本不考虑他们的诉求这件事极度愤怒，并在公开审判结束后开始质问当初的承诺。
起义之初，最底层的失业者没有自己的纲领，只能跟着那些小市民或者极端激进派那些人一起干。极端激进派的那些人思想太危险，而且纲领不明确又自相矛盾，加上共和国的旧威严仍在，人们更希望一种被怜悯的解决，并没有彻底推行极端激进政策的欲望，心头还抱着一丝幻想，于是小市民保守反动退后派的那些人成为了领导者。
新旧时代之交的变革，复古总会是第一选择，而且也更容易收拢更多的人心。人们对于未来总是心存恐惧，面临这种无声无息悄然的社会变革的时候，总有很多人怀念起之前的情怀和美好，正如一个丢弃玩具的孩子，当玩具真正丢弃的时候那些丑陋的地方都忘却了，记忆中只有那些情怀和美好。
然而等到起义“胜利”的曙光初现的时候，这些最底层的人陡然发现，那些小市民派别设计的“未来”中，并没有他们的身影。
尤其是这次流血事件的导火索，被墨党和那些大资产者选择公开审判辩论有意放大后——虽然这不是小市民派别的活动家的主流思想，但现在已经是如同一坨屎沾在了黄色的衬裤上，怎么说都说不清了——这种不信任和被欺骗的感觉让最底层的怒火更加炽热。
半个月前，某些人在议事会广场前插了墨党一刀，以充满讽刺的赞颂绞刑之歌让墨党短暂地被扣上了叛徒和投降派的帽子。
半个月后，墨党什么都没做，只是稍微地营造了短暂的“和平”的环境，那些人的本质就暴露的清清楚楚。
软弱而又充满幻想，脑子里思索的未来只是小小的闽城一隅，心中始终担心越过“叛乱”这条红线，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退回到行会时代……
闽城并不是一个大作坊占主流的城市，即便可能是此时世界上最有资本味道的城市，但毕竟还太年轻，还处在分工制大工厂和手工业齐头并进甚至有些不如的时代交汇点上。
小市民和旧时代的那些阶层们占据着很大的比例，在起义之前他们的口号喊的震天响，墨党又认为此时时机不成熟根本没有采取行动，在前期的主导权不可避免地落入那些人手中。
此时不是胜利，只是伪装成“胜利”的暴风雨之前的前奏，真正的镇压者还没有武装起来。按说如果他们真的有改变世界的雄心，此时应该做的是组建闽城的国人自卫队，或者说至少宣布他们针对闽郡农村政策的公告以获取农业雇工的支持、维持自耕农的中立……
然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却是向北边的那些旧时代的大家族摇尾乞怜，希望出现一个不偏不倚的、不希望新兴资产阶级做大的旧阶层来做缓冲，走的还是抑制豪强为他们争取一个私有制下的、公平合理有道德的、完全得到劳动收益和公平交易的小生产者的梦城。
此时如果真正有变革雄心的领导者，不会认为是胜利，而是危急关头。
然而这样的危急关头，被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碾压的、垂死的旧行会、小生产者的代言人们，已经开始害怕。
他们害怕接受了他们的浮夸的号召而认真武装起来的人民，害怕已经落在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
他们害怕事情闹得太大，在失败的时候失去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可怜的资本和生命；他们害怕事情闹大后，作为战斗主力的最底层失业者会将他们赶下台，真的去诉求所有权的变革；他们害怕事情闹下去，作为战斗主力的最底层真的会喊出变革土地制度的口号，从而真正的那些军功家族和隐藏的土地贵族们决裂不可调和。
于是这些狂热的旧时代残留的小市民，就被种种互相矛盾的危险团团包围，也就出现了这样可笑的局面：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最优先的事要干什么，不知道怎么具体地实行既不伤害所有权和商品经济、又杜绝那些大作坊分工制工厂的竞争。
各种自相矛盾的、反动的、倒退的纲领就成了他们“胜利”之后的“正确”选择。
只是，他们可以退回的行会时代，因为他们从属于旧时代；可是新时代下的自由雇工、破产的农民、被机器夺走了饭碗的原本的农业雇工们，旧时代中根本没有他们存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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