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同盟在正式解散之前，闽郡的一对兄弟之间已经反目成仇，而反目成仇的原因，或许用时代在进步这五个字就能解释。
陈健出海一年后，闽河上游的一些支流和河谷地区建起了很多的纺纱厂。
终于可以用得上工厂而非作坊这两个字，也不仅仅是两个字的改变。
水力纺纱机、梳棉机、绞棉机、滚筒机、轧花机等等，棉纺行业迎来了手工业的技术革新和随着海外市场的开拓的大发展。
手拉式的宽幅平纹布拉梭织布机造成的棉纱价格暴涨，进步同盟其余派系组织合作社和靠着陈健怜悯式的低息贷款，让纺纱的手工业者迎来了一段短暂的春天。
可随着新式的水力纺纱厂的建立，过了几年好日子的纺纱小手工业者陷入了恐慌和贫困当中，他们那点微薄的资本每一天每一刻都在悄悄地被大工厂所消灭着。
投机商配合上这些大作坊主，在期货交易所一次简单的杠杆操控，就让那些洋溢了两三年笑脸的小生产者一夜之间大规模破产，撑不下去。
棉纺行业只是一个方面，或许这还只是历史无情地消灭小资产者、消灭个性的过程。
而种植业采用的新式的马拉播种机和马拉脱粒机，让原本的无产者变得更加赤贫更加难以生存。
这些农业雇工是最底层的存在，他们靠着在农场的劳作换取他们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然而随着忽然批量出现的大量的马拉的手工机械，他们连最后存在的价值都已经不复存在。
整个闽郡陷入了及其诡异的局面。一方面是随着大荒城的开拓导致的移民数量增多、海上贸易和热带岛屿开拓的原因，导致了闽城的轻壮劳动力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是在广大的农场和大土地所有制的经营庄园中，数以千计的雇工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原本需要二十人收秋脱粒，现在只需要两匹马和三个人。
农业雇工们自嘲地说，自己比不过一匹耕马，而这种自嘲的基础竟然是现实。
出海之后两年，闽郡爆发了三次农业雇工的请愿和反抗，他们冲到了农场中砸毁机器、屠杀马匹、殴打销售人员和推销员。
这些东西抢走了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从可以养活自己变为依靠救济才能活下去，不仅仅是饿肚子，更是失去了人的最后一点尊严：在这之前他们还有资格去嘲弄那些需要救济才能活下去的人，而现在他们的处境沦落到那些人一样。
不是他们不想去城市找工作，而是城市根本容不下这么多的劳动力。这是一种病态的、人为干涉的发展，原本那些应该死掉的或是饿死的人此时并没死，而新的技术已经开始传播。
那些新建立起来的纺纱厂，迎来了一个行业的神话，一位恰好买得起一整套机器的人，用了两年时间建起了第二套纺纱厂。
他成功的秘诀，就是采用了更为便宜的劳动力。比如女人，比如孩子。女人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于男人来说更为便宜，对水力工厂来说，机械的使用让男女之间的差别变得越发的小。
而孩童，这拥有比大人更为灵巧的手指和更快的学习能力，以及更为便宜的价格。一个从小培养起来的纺纱工比起那些粗糙的手指的以前在农场做工的人，显然前者的效率更高，在支付相同工资的前提下，成本越低也就越便宜。
资本是相互吞噬与竞争的，这正是最为残酷的时代，靠着良知与人性根本无法生存。
但此时在闽城喝酒的兄弟俩，都没有谈及那些悲惨的童工，而是谈到了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一切。
兄弟俩是乔铁心与乔石肠，一个是新墨党骨干分子，另一个是在短时间内经历了陈健强制拉动的生产关系改变的浪潮带来种种冲击的小资产者。
父亲的酱油作坊被陈健更为便宜的盐酸水解酱油挤跨，乔石肠开办了一家小纺织作坊，过了三年好日子，又迎来了水力纺纱机的大规模推广和棉纱涨价带来的资本流动。
三年好日子，积累的那点钱还不足以买得起一套水力纺纱机和全套的梳棉、绞棉、搓条之类的水力机器。那些靠着土地、航海、走私、贪污、诈骗、投机获得了第一桶金的人先行一步。
兄弟俩很久没坐在一起了，酒桌上的那些吃食也默默地流露出时代变迁的印记。
照明的是煤油灯、喝的是南方群岛的甘蔗废液酿的酒、配菜是据说有火腿味的豆腐干和花生，桌子下摆着一个木匣子里面装着烟草和纸卷。
熏的微微发黄的手指熟练地卷起了一截烟，轻咬着被熏得发黄的小胡子，拿出火柴点燃，抖抖手熄灭。
兄弟俩已经喝了很久了，玻璃瓶装的酒只剩下了个底，也到了饭后抽烟的时候了。
之前已经聊了很多，乔石肠接着兄弟的话道：“是，你说的一点没错。技术或是你们说的科学在进步，的确变了很多。可是哥哥，你弟弟我的日子，却被科学技术毁了。
乔石肠猛吸了一口烟，眯着眼睛叹气道：“如今棉纱的价格一天天地往下跌，手纺的纱哪里比得上那些机器结实细腻？一个破机器就能带动几十个纱锭，可我们却全得靠手。你们整天说要让所有人过得更好，我却没发现，我只看到我过得越来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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