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十年陈健基本上都在学校或是作坊蹲着，做了二十年的教书先生，教出了足够完成夏国今后科学基础的大约是前世初一初二水平的年轻人。
而这二十年也让夏国人逐渐把一件事当成了理所当然：只要政府稳固，只要法律还在，其实有没有执掌生死大权的自己坐着众人都贵着的某个人，并不影响夏国的运转。
一部分夏国人原本就是从氏族中直接蹦出来的，他们不觉得人天然就应该跪着做某个人或是某个家族的奴仆；另一部分人则完全在夏国的教育体系下长大，脑袋里对自己是夏国人、夏国的主人、夏国的接班人、遵纪守法这一套说辞颇以为然。
陈健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前世赵简子制定了法律刻在了铁鼎上，孔圣痛斥这是亡国之兆，如果人们都畏惧法律，都知道法律，那么要等级制度有什么用呢？礼要崩坏的。
而这一世陈健也不准备弄什么王公之类的等级制度，从一开始就在夏国内部遏制了这一切的萌芽。皇权不是天然就有的，如果发现这个族群真的只适合跪在皇权下才能成长，那今后就推倒重来就是。
集权未必非要头顶上有个皇帝。从一开始就没有，将来也就不必有。
几十万的人口基本没有乡村，极大的技术优势对外吸血，几乎稳定的开蒙教育，从氏族时代直接走到现在的政治思维基础，如果这样的基础还不去尝试一些本可以尝试的东西却非说什么缺了皇帝就像是鸡没有了头一样肯定完蛋，那是反动的。
农业作为一切变革的基础，夏国的水平足以支撑，甚至和前世十七世纪的农村相比更为先进。土地更多，工具更为先进，科学的肥田***作法等等，让农业产出足以支撑。
近四十年的农业变革推广一直在持续，良种改革从未停止，除了马拉收割机没有做出来外，陈健把所能想到的适宜的农业器具都弄出来，唯独马拉收割机他实在是做不出。
大面积土地私有制和雇工制的前提下，农场主为了更多的产出，不得不兴修水利，雇人在农闲的时候做一些肥田的事，反正有钱，还有大量的什么都没有只有自由的人。
大量的不曾开采的沿海一带的鸟粪石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回来，作为肥料，达成了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亩产极限。
从无到有，用了四十年，至少在夏国这点小地方有了新时代的模样。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在活着的时候攻打占据更多的、上千公里土地的原因，几十万人他或许还能保证效率运转，更多的实在是忙不过来。
早晚会有一个人完成统一，相同的文字，相同的认同感，对市场统一的追求，都会逼着有人来统一，那不是这代人要做的事了。
这二十年陈健尝试着夏国的基层建设，原本的国人议事会已经形成了规模也成为一种众人接受和熟悉的地方。
公有制基础的爵等制度完全变革取缔后，国人议事会确定了一百二十五个人的名额。
简单粗暴的采用了财产等级制度：做官员的占据四十人，拥有三百亩以上土地或是拥有雇工超过十人的作坊主占据四十人，自耕农拥有部分土地自给自足的占据二十个，最后除了自由身份一无所有的雇工占据二十五个。
用三十年时间控制起来的过家家一样的政治结构培养了一大批懂得为自己利益抗争的人，之前的几条法律都是靠着陈健的威望和特殊的三分之二否决权推行下去，让夏国人逐渐明白了什么是游戏规则，虽然并不公平，但是很适合夏国今后的发展，也为暴力革命埋下了种子。因为最穷的两批人尿不到一个壶里，而且人数加在一起才有正常提议的否决权，照着这种规则玩个几百年真到了解决不了的时候，那就只能用枪炮另立规则了。
华历七十一年，也是三年一次的国人议事会年份，从新华城、夏郡和周围各城邑被推选出的国人代表们齐聚王都华城。
因为技术优势和对外剥削，这几年夏国过得相当不错，阶级矛盾并不严重，雇工们活的下去。
强制义务教育之后的更高层次，就是读书人成为了大部分夏国人，而不再是一个独立于众人之上的特殊阶层。
在学校中陈健说了一个有趣的话：同窗为朋，同志为党，朋党就是把各自的追求摆在明面上讲，不要藏着掖着，没有朋党一样会有争斗，还不如明面上斗。
于是各种幼稚的、玩票一样的党派在夏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很多年轻人以此为时髦，但经过二十年的沉淀，那些闹着玩性质的甜党、咸党逐渐消失，到头来什么都没剩下。
只留下了一个朋党的叫法，被国人议事会的人当做一个玩笑。
国人议事会开幕后，所有人齐唱了一遍《一条大河》，走了一遍诸多形式后，都明白这一次开国人议事会的目的。
两件事，宣战、扩张。
起因是大河南岸一座非华夏会盟的城邑中出了点事，一个满脑子狂热思想的夏国年轻人在那座城邑内开设了私人学堂，教人识字，靠着治疗疟疾的蒿草顺带治病，希望这些人相信所有人都是一个祖先而华夏走的路才对你们都错了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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