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给朱允炆留下的人才实在太少，在兵事上能够帮忙的只有王度和卓敬，至于其他人，只有齐泰稍好一些，黄子澄、方孝孺都是长于文事，短于军略，其献策多不合用。现在有了刘璟，让朱允炆在人手调配上略微宽裕了一些。刘璟一获任用，朱允炆就令其入军机处值班，协助王度处理军务。
如今的军机处已经颇具规模，常设的学士有王度、刘璟等人，下设参谋司、调查司和情报司，参谋司负责战局推演，情报司和调查司分管国外和国内的情报、刺杀、策反等活动。
至于文渊阁，更是人才济济，常设学士除解缙外，增加了新科进士黄淮，二人分任左右侍读，以备咨询，两人还任詹事府左、右春坊大学士，除此之外，还增加了胡俨、杨士奇等人。胡俨，字若思，南昌人。少嗜学，于天文、地理、律历、医卜无不究览，为北平布政使练子宁所荐，入值文渊阁；杨士奇，幼年丧父，母改嫁，后复本姓，事母至孝，游学教书为生，时方孝孺主持编纂《太祖实录》，广征四方名儒，杨士奇也在其中，朱允炆偶然发现其名字，大喜，与语，甚悦，令入文渊阁，常备咨询。这让朱允炆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常到方孝孺的手下寻找人才，最后引起了方孝孺的不满，朱允炆不得不稍有收敛。
另外为保持机密和信息畅通，朱允炆下诏，所有奏折到达通政司后，按文武分开，文入文渊阁、武入军机处，不许隔夜，文渊阁、军机处全天留人值守，重大军事政务必须第一时间向自己奏报，违者严惩！
当唐河之战的军报到达军机处时，当值的学士是刘璟，朱允炆看到之后，立刻召来了王度，解缙等人。待众人落座之后，朱允炆发现众人壁垒分明，文渊阁、军机处之人分左右落座，似乎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制度，只不过相对而言，文渊阁之人更加年轻，从解缙开始，都不到三十岁，而军机处之人，王度、刘璟都已经四十多岁。至于黄子澄、齐泰、卓敬等人，都是朝廷重臣，并不以进入军机处、文渊阁为荣，列席咨询而已。
在朱允炆看来，唐河之战算是胜仗，但是众人看完军报之后，却出现了分歧，文渊阁之人认为只能算平手，并且瞿能有重大的指挥失误，平安也有连带责任；军机处之人则认为从敌我损失来看是个胜仗，应对前线诸军应予嘉奖，瞿能虽然中计，但其血战到底，杀敌相当，应功过相抵，准其戴罪立功。
朱允炆才发现自己的决策机构文渊阁和军机处竟然出现了竞争的苗头，不过竞争是好事情，至少可以避免自己受到蒙蔽。不过他却不能认同叛军不堪一击的说法，在他看来，现在的战局已经相当不错了，平安屡挫叛军，值得嘉奖。
所以朱允炆最后决定，肯定此仗是个胜仗，平安、吴杰、宋瑄都有赏赐，对于近卫骑兵军的有功人员，也不吝赏赐；至于瞿能，认为其功过相抵，待战局稳定后，准其回真定养伤，其幸存属下均无罪有功，令平安善加抚慰，择优提拔任用。在朱允炆看来，这些百战余生的老兵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必须善加利用。
朱允炆对战死沙场的将士尸体被付之一炬感到痛心，决定采用后世的做法，令工部按照花名册打造士兵身份牌，包括姓名、番号、居住地等等信息，这样一旦士兵战死，就可以迅速分辨其身份，方便统计和将遗物交还家属。
但是，工部却回复这种铁牌并不易作，且耗资巨大，最后朱允炆不得不退让，简化铁牌的涉及，只保留了番号和编号，这样也能迅速查明其身份，至于更先进的身份牌，只能等待工艺进步了。随后朱允炆命令优先供应前线的精锐部队和近卫军，具体名单由前线将领圈定，工部负责制作。
平安的两次胜利，让朱允炆感觉到了骑兵大规模使用的优点，除抽调将士补充近卫第三骑兵军外，还令宋晟在绥远继续组建近卫骑兵第五军，由阵斩谭渊的刘雪峰任指挥使。
如此近卫军的编制已经有近卫第一军、第二军、第三骑兵军、第四军、第五骑兵军，每军编制两万人，其中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都在京师，已经初具规模，有了总数达十万的军队，朱允炆终于从心里感到了一丝安全感。
随后盛庸围攻通州和朱棣在保定城下消失的军报传来，王度和刘璟建议警告盛庸，防止朱棣的突然袭击，另外也要小心蒙古人的突袭。他们商议之后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设想，在兵力匮乏和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朱棣有可能再次与蒙古人合作，一旦两军合流，前出通州的盛庸部就会非常危险。
朱允炆不是很认同二人的结论，觉得朱棣是刚烈之人，怎么会抛弃祖宗和蒙古人合流？但二人却反驳说，朱棣连谋反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再者开平、大宁的蒙古军与之早有默契，不排除其进一步合作的可能。在二人的强烈建议下，朱允炆命令盛庸严防偷袭，如果通州不可为，则迅速撤至直沽，待运河解冻后再北上。同时朱允炆命令平安夺取保定，打开北平的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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