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迈向深空的第二部，就是去月球上建立殖民地。
从时间上看，月球殖民地的开建时间只比国际空间站晚了两年，即在二零六零年，中国就与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泰国与新加坡，组成了“十国探月工程集团”，后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英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巴西、阿根廷与南非也加入了该集团，共同组建了“二十国集团”，共同出资在月球上建立殖民地。
事实上，人类探月行动早就开始了。
除了在二十世纪六零年代末，美国把宇航员送上月球之外，在二十一世纪初，中美欧俄都有各自的探月工程，连日本、印度、巴西与南非这些地区性强国，也各自推出了规模庞大的探月工程项目。
只是，在这一阶段，所有的探月活动都以科学考察为主。
直到二十一世纪二零年代末，随着中美冷战全面展开，中国与美国才各自推出了在月球上建立殖民地的宇航工程。
当时，中国与美国有不同的侧重点。
在国家对抗阶段，中国抛出了更大的宇航项目，即登陆火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在挑战美国，因为美国早就把宇航员送上了月球，所以登陆月球没有多大的政治意义，只有登陆火星，才有政治价值。
只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在可控聚变核技术成熟之后，中国的月球开发工程开始加速，主要就是在月球上有丰富的聚变资源。也就是说，中国后来为探月工程所做的准备，出发点都是商业利益，即以开采资源为主。
同一时期，美国的探月工程仍然以科学研究为主，或者说只有政治意义。
如果没有后来的全球自然灾害，恐怕在二零四零年前后，中国就会正式启动在月球上建立殖民地的工程项目。
全球自然灾害，使得人类的航天活动暂停了二十年。
在这二十年里，人类文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全球格局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彻底改变，中美冷战以热战的方式结束，美国沦落为二流国家，而且很快就跟中国组成了国家共同体。其次人类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反重力场技术开始推广应用，可控聚变技术也提升了一个级别。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中国完全没有为资源去月球建立殖民地的必要性。
原因很简单，在大战结束的那一年，中国科学家就攻克了技术上的难关，并且动工建造了第一座第二代可控聚变核反应堆。第二代可控聚变核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重氢与超重氢为聚变原料，不再使用氦3。
可以说，第二代可控聚变核技术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代。
要知道，重氢与超重氢在地球上比比皆是，不管是淡水还是咸水、冻结的冰、空气中的水蒸气，都含有这两种氢的同位素，而且富积度并不低。更重要的是，从氢气中提炼重氢与超重氢的技术早就成熟了，而且早就在工业、乃至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比如氢弹中的聚变原料就是重氢、超重氢跟锂元素的化合物，而在工业领域，重氢与超重氢则广泛应用在了照明、荧光等产品上。
有了第二代可控聚变核技术，地球上的资源就足够人类使用一千万年。
当然，在太阳系内，这两种氢的同位素也是比比皆是，像木星与土星，其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氢元素，而一些大行星的卫星上，也有大量氢元素，因此蕴涵的重氢与超重氢绝对非常丰富。
当然，随着技术进步，产生能源的原料也在变化。
比如，中国科学家在大战期间，已经着手研制第三代可控聚变反应堆，而其聚变原料就是氢元素。如果第三代可控聚变核技术问世，那么人类文明几乎可以在太阳系里获得取之不竭的能源。
在这个大背景下，月球上的那点资源就算不了什么了。
以当时的情况，中国主动发起在月球上建立殖民地的宇航工程，政治因素远远超过了经济与科技因素。
原因很简单，这个伟大的工程，能把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团结在中国周围。
第一批十个成员国，实际上都是在大战期间涌现出来的工业国，而且也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国。在某种意义上，这九个国家实际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便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在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已经与中国融合在了一起，或者正在逐步与中国实现共同化。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在盟国范围内，中文已经是第一语言。
比如，在印度，中文是除了本土语言之外的第一外语，所有印度学生在九岁左右就开始学习中文，并且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中文成绩是衡量印度学生学业的重大标准，甚至是能否升学的关键科目。
后来加入的十个国家，则主要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与中立国。
事实上，这些国家也是工业强国，即便国家工业基础设施在战争期间遭到破坏，但是作为工业国最重要的基础，即人才并没有流失，均在大战结束之后，通过“牧浩洋计划”恢复了元气，再次成为工业强国。
可以说，除了欧洲联邦之外，全球最重要的工业国都参加了月球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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