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战场上的硝烟还没散去，另外两个地面战场上再次飘起了狼烟。
五月二十五日，魏成龙没有等到十个王牌集团军回归，按时发动了向圣彼得堡进军的作战行动。
这场大规模会战，被看成是“大陆战场终结战”。
魏成龙制定的计划非常简单：攻占圣彼得堡。
如果以击败美俄联军为目的，那么这场会战就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地方，因为不管是乌合之众的俄军，还是得到增强的美军，士气都极为低落，完全丧失了斗志，从上到下都没有取胜的信心。
可是，这场会战，最大的问题与正规作战无关。
当时，魏成龙最担心的还是在占领了圣彼得堡之后，如何收拾残局，即如何防止俄军溃散之后，逃往偏远地区跟中国军队打游击战。
事实上，这已经是当时大陆战场上最为严重的问题了。
从远东地区到莫斯科，各地都有游击队，而且游击队已经成为中国军队的头号敌人，导致大批军人伤亡。
根据陆军统计，仅在二零五五年一月到四月的四个月里，就有六千多名中国军人在与游击队的战斗中伤亡，阵亡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五十。要知道，在攻占莫斯科的战斗中，中国军队的伤亡还不到五千人。
可以说，这是魏成龙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游击队不会与中国军队正面交战，甚至会避开兵力较多的巡逻队，专门在偏远地区对付小股巡逻部队。更令人发指的是，游击队从来不收战俘，会当场击毙所有伤员，甚至会把尸体切碎，让中国军队无迹可寻。
在这场不对称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也采用了很多极端手段。
比如，在一些偏远地区，巡逻部队就会提前用炮火摧毁一些支持游击队的村庄，在遭到游击队伏击的时候，会进行无差别的炮火打击。为了减轻巡逻压力，一些地方驻军甚至强行把偏远地区的村民迁往集中安置点，然后毁坏一切可以供游击队使用的设施与物资，甚至故意在水源里下毒。
总而言之，面对野蛮的游击队，中国军队更加野蛮。
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是，占领区里的平民愈发支持游击队，痛恨占领军，成为了游击队的帮凶。
到了二零五五年，也就是占领莫斯科之后，魏成龙批准了一项军事政策：在占领区内实施坚壁清野战术，拔除游击队的根基。
由此引发的结果，连魏成龙都没有想到。
游击队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
战后，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占领俄罗斯期间，暗中施行民族灭绝政策，有意制造了大量人道主义灾难，导致俄罗斯人口锐减。只是，中国当局从来没有承认，也从来没有公布任何与占领俄罗斯有关的官方资料。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俄罗斯的人口锐减了三分之二！
从统计角度看，除掉在战争中死亡的军民，有三千万到五千万俄罗斯人是在占领期间死亡的，而且主要是青壮年男性。
显然，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要知道，中国从不缺乏粮食，有足够的能力供养占领区内的几千万俄国人，因此饥荒绝对不是导致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至于寒冷，更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俄罗斯人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了数百年。
毫无疑问，导致俄罗斯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就是非自然因素。
当时，占领军推行的最极端的政策，就是“集中安置营”。具体就是，把分散在各地的村民集中到大城市附近，参与集体劳动，并且由劳动量决定生活物资分配水平，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获得必需的生活物资。
魏成龙批准这项军事政策，主要是想控制住占领区的居民，让他们无法支持游击队。
可是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却出现了偏差。比如，在决定劳动量的时候，大部分集中安置营设置了非常高的标准，绝大部分人根本不可能完成最基本的工作任务，也就不可能领到必需的生活物资。
根据一些无法证实的资料，在二零五六年之前，集中安置营里婴儿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就是营养不良。到了二零五六年之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善，因为孕妇与婴儿都得到了特别照顾，比如被送往专门设置的集中安置营里，不需要为了换取生活物资而拼命劳动。
可以说，这些极端政策，也是被逼出来的。
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发生在新西伯利亚集中安置营，当时负责该安置营的是一名非常有同情心的上校军官，他定下的劳动标准非常低，成年人都能完成，未成年人也能办到，因此该安置营里的俄罗斯人基本上是衣食无忧，每天只需要工作十个小时，空闲时间还能参加驻军举行的文体活动。结果在二零五四年底，游击队袭击了该集中安置营，打死打伤数百名中国军人，劫掠了大量物资，而安置营里的居民中，有两千多人逃走，加入了游击队，并且为游击队提供了大量军事信息。事后，新上任的安置营负责人发现，早在此之前，安置营里的俄罗斯人就在秘密帮助游击队，比如把多余的食物运出去，为游击队提供附近巡逻部队的活动情况等等。由此，新负责人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些吃饱了没事做的俄罗斯人就是驻军的最大威胁。结果就是，新西伯利亚集中安置营很快就成为了占领区内，劳动标准最为苛刻的安置营之一。后来，这座集中安置营里，至少有三万多名俄罗斯人死于营养不良，而且多数是妇女、少年、老人等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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