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装甲旅在贝卡谷地南面耽搁了六个小时，不但使推进行动受阻，还对以军的总体进攻行动产生了严重影响。
战后，很多人都认为，第七装甲旅几乎葬送了以色列国防军。
在众多观点中，有一种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即第七装甲旅的指挥官过度高估了叙军的战斗力。
事实上，这不是第七装甲旅的问题，而是整个以色列国防军的问题。
可以说，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能够正确评价埃军与叙军作战能力的以军将领不会超过十位。虽然巴拉姆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很有可能是最冷静、最清醒的一个，但是改变不了其他以军将领的观念。
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国防军花了五年时间进行检讨与总结。
当时，得出的主要结论就是：以色列军民从上到下，都严重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导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
这个总结本身没有错，可是在改正过错的时候，以色列又矫枉过正了。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陆军装备采购上。当时，以色列不但把所有M27A1改进到A3的级别，还在大量采购M27A3与“梅卡瓦7”的时候，耗费巨资与美国共同研制新一代地面作战系统，似乎认为只有新一代地面作战系统，才能在性能上超越对手，使以色列国防军再次掌握质量优势。事实上，埃及与叙利亚没有获得中国陆军的地面战平台，而且对已有主战装备的改进也不彻底。在装备性能上，M27A3与“梅卡瓦7”已经比埃及与叙利亚的先进了许多。特别是“梅卡瓦7”，作为以军、乃至西方第一种采用电磁炮的主战坦克，在火力上并不比地面战平台差多少。
可以说，在第五次中东战争后的十五年里，以军对敌人的评价一直过高。
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以军在作战的时候显得异常小心谨慎，完全没有第五次中东战争初期那种灵活性可言。
事实上，以军在西奈半岛上进攻不利，也与此有很大关系。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在埃及军队全面撤退的时候，绝大部分以军前线指挥官没有下达追击命令，少数几支追击的以军又兵力不足，很快就被埃军的反击打了回来，而指挥西奈作战的克拉克中将不但没有命令前线部队快速追击埃军，反而一再命令稳步推进，不得进行战术冒险。
在总结这场战争的时候，很多人都忘记了以军在西奈半岛上的表现。
可以说，如果以军仍然是十五年前的那支部队，那么西奈半岛上的战事肯定能在十一月五日之前结束。
当然，在贝卡谷地，这个问题再次暴露了出来。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当时叙军在贝卡谷地的兵力不会超过两万人，以步兵为主，而且大多分散活动，根本没有明确的防线。更重要的是，这些叙军的主要任务不是抵挡北上的以军，而是对真主党游击队进行训练，并且协助游击队控制贝卡谷地，对亲美的黎巴嫩当局制造压力。
显然，这样一支军队，根本不可能给以军制造太大的麻烦。
问题是，以军还真把这支叙利亚军队、以及更加不堪一击的真主党游击队看成了威胁。
当时，以军甚至认为叙利亚已经向贝卡谷地部署了一个装甲师与两个步兵师，设置了伏击圈。在以色列空军提供的侦察情报中甚至提到，叙利亚在大马士革西北部署的重兵，就等以军进入贝卡谷地，然后从安杰尔山口插入，切断以军的后方交通线，围歼进入贝卡谷地的以军。
事实上，当时部署在大马士革西北的是刚刚动员起来的预备部队，根本没有战斗力。
这一连番的错误，导致第七装甲旅在进入贝卡谷地之后，推进速度依然不快，没有及时把损失的时间追回来。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巴拉姆不得不推迟南面的主攻行动。
要知道，按照他的安排，必须在北路、也就是贝卡谷地方向上取得突破之后，再越过约旦河。
如果提前发动主攻，他的战术意图就将暴露无遗。
以军迟迟不发动主攻，也让蒋博文犯了难。特别是到了十六日上午，随着以军加强了空中力量投入，叙军的侦察机再也无法到达约旦河西岸，蒋博文也就没法及时掌握该地区以军的动向，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以军的主攻方向是贝卡谷地，约旦河西岸到以军正在快速向被运动。
蒋博文这么想，也不足为怪。
原因很简单，以军前期部署的意图太明显了，根本没有多少秘密可言，而这种性质的进攻肯定无法取胜。如此一来，以军就很有可能将计就计，即通过在约旦河西岸集结兵力，制造借道约旦进攻叙军南面防线的假象，让对手把重点放在叙利亚北部地区，然后出奇兵从贝卡谷地攻打霍姆斯，一举切断大马士革与叙利亚北方地区的交通线，完成对叙利亚心脏地带的战略包围。
真要达到了这个目的，叙利亚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所幸的是，蒋博文还没有被冲昏头脑。
在做出这个猜测的时候，他已经提前做出了一个判断，即必须有充足的兵力，以军才能打这种战略性质的围歼战。按照蒋博文的估计，以军至少需要动用一百个旅，也就是大约五十万地面部队，才有足够的把握在中国增派援军之前干掉叙利亚，而实际情况是，以军只动用了大约三十万地面部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以军的突击能力最多到达大马士革，不可能把霍姆斯囊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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