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浩洋完成空军的装备调整工作时，已经是九月底了。
数日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了已经拖延三个月的“日本核设施核查报告”，宣称没有在日本发现制造核武器的证据。因为中方调查人员提出异议，宣称核查工作只针对日本当局开放的基础设施，而没有严格按照最严厉的方式，对所有存在嫌疑的设施进行突击核查，所以这份调查报告没有多少说服力。
随后，中国再次提出，对包括没有公布的核设施进行突击核查。
当然，这也只是外交手段。
闹到这个地步，核查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只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日本的核武器项目肯定受到拖延，不可能顺利完成。
这一点，得到了李明阳证实。
在核查的压力下，日本公布了核原料的储备情况，并且允许核查人员进行现场核对，因此日本暂时没有能力制造核弹头。
如此一来，核查成为了限制日本制造核武器的主要方法。
说得直接一点，只要核查还在进行，日本就不可能大张旗鼓的制造核弹头，甚至无法获得制造核弹头所需的核原料。
要知道，获取核原料的难度远远超过了制造核弹头。
虽然在此之前，日本已经从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进口了数万吨核废料，但是这些可以用来提炼军用级核原料的废料都有目在册，受到了严密监管。别说从中提炼出制造数百枚核弹头的原料，哪怕只提炼出一枚核弹头的原料，也能查出来。因为日本没有铀矿，也没有重水反应堆，所以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军用级核原料。
中国在这个时候大打核查牌，摆明了就是拖延日本制造核弹头的速度。
问题是，这绝非万无一失。
比如，印度早已重新启动核武器计划，而且作为有核国家，其行为没有受到限制，而印度有丰富的铀矿资源，还重建了一座重水反应堆。如果两国串通一气，日本就有可能从印度获得核原料。
可惜的是，中国没有理由对印度提出核查要求。
或者说，就算对印度进行核查，也不可能限制印度的核计划。
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一件让牧浩洋都有点惊讶的事情。
十月十日，日本首相正式宣布，将在月底访问北京，向中国当局提出共同开发东海中性海域油气资源。
当天，黎平寇就在元首府召开了高层会议。
作为军方主要代表，牧浩洋跟随腾耀辉参加了这次会议。
事实上，在黎平寇出任国家元首之后，牧浩洋就在高层会议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只要他在北京，就会接到邀请。
针对日本当局的外交行动，连一向比较温和的黄瀚林都相信，这是缓兵之计。
要知道，中国的备战工作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九月初，在黎平寇的亲自指示下，海军启动了第三批“昆仑山”级航母的建造工作，并且分别命名为“喜马拉雅山”号、“大兴安岭”号、“喀喇昆仑山”号与“阿尔泰山”号（这个命名方式有一定的规律，第一批以新疆的山脉命名，第二批以关中的山脉命名，第三批以边境山脉命名）。
从政治与外交上看，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受到最大影响的不是政治家，而是国际舆论。
在此之前，日本当局就能通过众多迹象判断出，中国正在加强军备，而且是以极快的速度进行战争准备工作。只是，这些备战工作都较为分散，不具有代表性，也就没有引起舆论媒体关注。
显然，一次开工建造四艘超级航母，绝对是标志性事件。
要知道，在此之前，在二零三零年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中，中国国防部就表示，海军将面向未来，随后公布的很多消息，都暗示不会建造更多的“昆仑山”级航母，将把重点放在第三代国产航母上。在二零三二年的时候，江南造船厂还公布了C3型航母的模型，把第三代国产航母炒上了天。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在二零三五年动工建造C3型航母，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
很明显，没有迫切的战争需要，中国海军没有理由增建四艘“昆仑山”级航母。
这样一来，中国积极备战就没有任何秘密了，连平民百姓都知道，中国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在此情况下，日本首相主动抛出了橄榄枝。
问题是，日本并没因此减慢扩军速度。
在九月底，日本三菱重工与富士重工先后开工建造新的大型船台，预计在二零三五年初期就能完工。
如果日本没有打算建造更多的大型战舰，就没有理由建造大型船台。
仅此一点，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日本首相在为扩军备战争取时间。
当然，由此也可以断定，日本选择的开战时间绝对不是二零三五年，很有可能是二零三六年。因为要到二零三六年，新建造的四座大型船台才能投产，而且增建的四艘“飞龙”级航母也到到此时才能服役。
同样可以肯定，日本的战争计划也非常庞大，绝对是全面战争。
换个角度来看，照样能够相信，日本当局认为中国不会在二零三五年挑起战争，因为增加的四艘“昆仑山”级航母最快能在二零三五年底下水，能赶在二零三七年的第一季度服役就很不错了，即便是其他大型战舰，大部分也只能在二零三五年底服役，少数还要延迟到二零三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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